苗博雅：死刑應暫停 不該爽爽用到司改100分

上個月北市發生校園殺童案，法務部緊接著處決六名死刑犯，台灣社會再度激烈爭辯死刑存廢議題。社會民主黨台北市的立委參選人「阿苗」苗博雅，不避諱自己的廢死立場可能「忤逆」多數民意，今天在台大演講時表達對於冤判的疑慮，並主張政府應暫停執行死刑，「而不是爽爽用到司改一百分為止。」

廢死聯盟最近因治安事件成為眾矢之的，已卸下廢死聯盟工作的苗博雅，仍在臉書主動回應相關議題，更上節目與立委、名嘴們辯論。她說，她現在不管談什麼，都被解釋為跟「廢死」有關。像是日前她在臉書上轉貼Hydis關廠勞工訊息，下面的留言回應也多半在爭議廢死。不過她今天仍應「民主鬥陣」邀請，以「死刑是好的公共政策嗎？」為題發表演說。

苗博雅說，今天不談人權、國際趨勢，改從一個參選的政治人物的身分出發。她認為，死刑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必定有人獲益、有人受害，而在台灣司法判決品質不佳的前提下，許多她知悉的冤案已經、或可能將成為死刑刀下無辜的亡魂，這正是死刑政策的風險。若廢死，隨機殺人犯鄭捷、龔重安就無法判死刑，但也讓冤案有再審機會。苗博雅認為，政策必須在不同價值觀之間做出選擇。

冤獄：錯殺無辜的風險

兩年前，苗博雅收到一封來自台南監獄的信，來自遭判死刑定讞的杜明雄、杜明郎兩兄弟，他們在中國涉嫌一起五條人命的兇殺案，信中寫著「我們是無辜的，台南地院曾經一審判決我們無罪，我們真的是冤枉的」。

雖法院判決說杜氏兄弟（以及已在獄中過世的父親）「視人命如草芥」，但苗博雅發現，一審法官已指出杜氏兄弟並無專業犯案知識，由中國公安局提供的證物也有許多疑點，證人更出現說詞反覆、缺乏交互詰問等必要程序。但台灣法院後來全憑中國公安局提供的證據判處死刑，2012年最高法院判決書更寫說，中國刑法近年「保障人權、審理等方面多有進步，有可信賴之水準」。

「冤案並不是古早時代才有的事。」苗博雅說，杜氏兄弟一案在去年四月底執行，三條人命已逝，但草率程序仍待追究。

冤案作為苗博雅進入廢死聯盟工作的契機，常有人跟她說，「你告訴我誰是冤案，判無期徒刑就好。」她搖搖頭說很難回答，包含證物保存不全、資訊不公開等因素，使得指認冤案相當困難。她也播放民間組織認定為冤案的死刑犯鄭性澤、邱和順紀錄片，其中邱和順一案，上週遭媒體報導為「因監察院調查而躲過槍決」，但前陣子才有名退休員警出面為邱和順喊冤，疑似聽到邱被刑求的慘叫聲。

「有很多人認為廢死聯盟太理想、不切實際。」苗博雅苦笑，但她認為宣稱台灣死刑判決很嚴謹的人，才是真正無知、過於理想。她認為，現行鑑識方法並非完美、警方刑求逼供、審判過程草率等因素存在，只要有死刑的一天，都必須承擔錯殺無辜的風險。

死刑到底有什麼用？

撇除冤案，許多人認為死刑是一種懲罰，更可以嚇阻下一次犯罪，也不用浪費稅金養犯人。不過苗博雅提出研究指出，在2006～2009年停止執行死刑的四年間，台灣犯罪率穩定下降，顯示兩者並無關聯。她也指出，國家每個月花2000元在每個受刑人身上，平均一天只有66元。但以知名冤案江國慶為例，光是國賠就超出1億元，現有50多名死刑犯將耗費的稅金，怎麼算都不到該金額的一半。

苗博雅也常面對一種說法，認為只有被害家屬有資格談廢死。但她說，像洪慈庸、陳為廷、林作逸等曾表態挺廢死的被害家屬，都被歸類為不好的被害家屬，忽略被害家屬的不同想法。她表示，許多被害家庭最常面臨經濟困難，但根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國家最高只補助200萬元，若犯罪者有錢補償，國家還會拿回已付的部分；至於心理輔導，更限時3個月。

「被害者在國家『寬大為懷』的照顧下，常常一無所有，死刑就成為唯一可以要求的東西。」苗博雅認為國家應重視被害家屬多元的需求，尤其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的支持。像是沒有死刑的挪威，曾發生大規模恐怖攻擊，挪威政府便積極派人保護被害家屬不受媒體騷擾。

苗博雅：死刑不該爽爽用到司改一百分為止

「現有司法體系向我們展示什麼是輕率的審判。應該要先暫停死刑，而不是爽爽用到司改一百分為止。」苗博雅表示，廢死本身就是司改行動的一環，她打個譬喻，當一台車子出問題時，不應該邊開邊修，而是直接停下來送廠維修。

苗博雅提出許多具體的改革方式，像是：判決死刑的證據門檻必須比其他刑罰高、國內應成立獨立於檢警之外的鑑識機構、人民參審制度等等，表示這都可以修正司法體系現有的疏漏。

苗博雅再舉挪威為例：2011年發生右派人士向左派支持者發動恐怖攻擊，造成77人死亡，不能判決無期徒刑與死刑的挪威政府，必須正視兇手可能在二十多年後回到社會的隱憂。苗博雅認為，這壓力使挪威政府思考多種方式協助犯罪者改變、致力於精神輔導。反之，死刑的存在，只會讓一個社會想將罪犯除之而後快，不願去了解犯罪的原因。

「生與死是很大的距離。」苗博雅感嘆，即便國內支持死刑論述豐厚的中研院學者許家馨，也提不出「可處死的極端惡人」該具備哪些條件。她指出，美國馬里蘭州曾訂定一級謀殺就可判死刑的規範，但必須有直接犯罪DNA、無逼供自白、犯罪過程遭錄影等三項明確的證據。

不過她覺得一旦標準畫出，就仍可能有些判決無法盡如人意，例如即便輿論認為可惡的案件，也可能因為不符三要件而不能判死刑。「決定別人的生死，找出禁得起考驗的定義，真的很沉重也很困難。」她說她至今也還無法找到這條「該死」的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