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痂324】離開大廳之後

蕭凱文，37歲，14歲孩子的媽，影像工作者，研究生。

林志傑，21歲，大學生。

一年前的今晚，凱文跟志傑相遇於行政院一樓大廳，同行的還有60幾名群眾。接下來10個小時裡，互不相識的他們，被迫走上同一條命運之船。

當晚湧入行政院的人群像是蝗蟲入境，建築大門敞開，許多聲援者毫無阻礙地進到行政院一樓大廳。當時已經有30名警察駐守，但還不多，二樓陸續出現被擔架抬下來的群眾，一樓的人害怕，但他們還是選擇坐下來表達訴求。

陌生的他們，體認到不能被動地成為一盤散沙，於是在警方包圍的緊張氣氛中認識彼此，發現他們的共通點——大多數都是沒有驅離經驗的素人，連驅離時放鬆、勾手等必備動作都不知道。但他們不願緘默，利用手邊的紙箱寫上「退回服貿 捍衛民主」，即便將被驅離，也要留下訴求。

因為警力隔絕，他們無法直接聯繫行政院外的群眾，手機電力也越來越少，甚至連窗外的天色變化都無法察覺，伴隨時間感消逝的，還有對其他人的信任感。

凌晨三點，有人突然衝進來向他們下跪，告知「目的已經達到，不用堅守在這，可以離開」，到底是撤離指令？還是陷阱？他們無從判斷，只願意相信身邊的夥伴，也不願相信外面進來的人。過後沒多久，原本守在門口的媒體們，也被警察「請」了出去，即便他們喊著「媒體留下」，最後一支攝影機仍消失於黑暗之中，那一刻，他們真正成為孤島上的遺民，只剩下彼此。

媒體走後，大廳側邊的門就打開，長廊裡黑壓壓一片鎮暴警察，人心惶惶，又一群特警從人群背後的樓梯走下來，每走一步都傳來金屬的碰撞聲，有些女生忍不住開始哭泣，他們勾起彼此的手，準備迎接驅離。

他們回憶，警察使用鋼製警棍插入勾住的手臂，試圖分離群眾，有些警察踩在群眾身上，叫他們「滾開」，他們也質疑警察為何踹人，「那個警察裝傻說『誰啊？』」凱文記得那名警察轉身逃到人群中。越是不願意主動起身離開的人，就被拉扯得最兇，凱文被扛著出去之後，被丟到廣場的草皮上。志傑則是被拖入警察人群中打了一輪，才被拖到廣場上，想掙扎也爬不起來，立刻被送往急診室。

「受傷最重的那個男孩」

志傑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在醫院，他起身想去廁所，卻在眾人面前跌下病床，雙腳站不起來，很長一段時間，都仰賴家人或志工攙扶上廁所、洗澡。檢查出來，他有腦震盪，容易想吐，還有蜘蛛網膜出血，身上都是棍棒打傷的瘀青，甚至得用頸圈固定頸椎。

志傑被認為是行政院大廳受傷最重的一位，住院整整兩週，這對志傑來說，是相當大的打擊。「我討厭人家幫忙我，以前什麼都自己來，居然要別人扶著上廁所」志傑還得向同病房的老先生借拐杖，曾自認身體健壯到可以從軍的他，難以想像自己孱弱至此。雖然不後悔參與行政院行動，但造成家人的擔心，卻讓志傑非常愧疚，自認成了家裡的「累贅」。

誰也不相信

意識還算清醒的凱文，自主離開行政院後，傾瀉而出的恐懼卻壓垮了她。她還惦記著跟大家約好要回到立法院集合，但在路上看見想靠近她的人，她一邊尖叫回應，一邊大喊「救我」；遇到律師，她第一個反應就是「你有律師證嗎？拿出來！」想搭計程車回家，她只敢半路衝出去攔下急速行駛的車，「停在路邊一定是計劃好要抓我的」。

在醫院的志傑也不好受，只能躺在病床上。不管是醫生或護士，他對每一個拉開病床布簾的人都投以敵視的眼光。有一次，警方追到醫院，要求連下床都做不到的志傑做筆錄，家人跟律師都相當憤怒，批評根本就是騷擾病人。不僅如此，回到家中，看到警車停在附近，志傑就忍不住緊張起來，他只敢打給律師，連下樓都不敢。

「不要搞特例」

出院後的志傑回到學校上課，陷入另一個困境。長期需要復健的志傑，從物理治療、電療、針灸，甚至放血都試過，不僅耗費數萬元，也佔去許多時間。他每次出門上課，必須由同學到租屋處攙扶，然後搭上計程車，再坐輪椅到教室。不僅在校門口就聽到許多同學窸窣私語「他就是我們學校的那個人」、「原來他還活著」，勉強維持的出席率，更引來老師頻繁的「關切」，要求他不要「搞特例」。

志傑也被老師要求定期前往學校輔導室接受心理輔導。每一次去，志傑就被要求回憶323當晚發生的事，所有的痛楚都重新被喚醒。更有許多老師對他說：「你不是好了嗎？」不知情的關切讓他有苦難言，而輔導室不僅未能讓志傑解憂，反而成為另一種壓力。

表達訴求不是英雄

凱文比較幸運，她就讀的學校也有很多人參與社運。但回到學校備受讚揚，反而讓她很憤怒，認為自己並不是為了當英雄。她舉前陣子越獄抗議監所慘況的六名死刑犯為例，「跟那六個死刑犯比起來，我們也只是想為人發聲，哪算是什麼英雄好漢？」同樣都是在表達訴求，卻有不平等的待遇。

16歲進入職場的凱文是單親媽媽，當過工廠女工，也做過業務員；曾經開服飾店收入優渥，但因為工作而無法陪伴女兒。她反省，只有賺錢的人生相當空虛。30歲之後，她開始接觸影像工作，甚至考了藝術研究所，拒絕成為生產機器。

凱文關注服貿以及不少社會運動，是為了找回「生而為人」的權利。她回首自身的家庭背景，想起曾有酗酒與家暴紀錄的父親，並不是不愛家人，而是因為無法融入工作與社會，把不適應轉成對家人的傷害。凱文覺得，如果社會能給予不同差異的人多一點尊重與包容，或許就能拯救更多像父親一樣的人，她決定從自身做起，也做給下一代的女兒看，要對自己成長的土地有更多反思。

盼不到的道歉 調適中的改變

過了一年，除了志傑還在持續復健，大多數人的傷口都已經復原，但心理創傷卻是另一條有待重建的道路。323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凱文都只願意相信在行政院大廳內認識的夥伴。她自認雞婆，積極地聯絡大家，迅速地成立臉書社團，但要進入社團有重重關卡，必須要互相確認身份、背景。

這群大廳內的人們，成為行政院驅離事件後聯繫最密切的朋友。「很長一段時間我很愧疚，是不是因為我們才害行動變成這樣，是不是當初應該撤退？我也覺得很對不起志傑，因為我們傷得不夠重。」凱文長期受困於情緒中，跟有革命情感的夥伴一起接受集體心理治療，訴說當晚的感想與回憶，讓她逐漸能放下愧疚，轉向積極地投入更多社會參與。

而法律追訴的部分也尚未落幕，過年前，凱文與志傑都出現在行政院的起訴名單上，四月初即將開庭。

去年那一夜，為凱文跟志傑的生命都帶來一些轉彎。志傑原本有個創業夢，當初不希望大資本財團壟斷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挺身反對貿然通過服貿，如今他更堅定自己的夢想。凱文接下很多公益性質的工作，希望為社會出更多力，也繼續遊走各個社運場合，教沒有驅離經驗的群眾如何面對警察。

寫到這裡，天色已經亮了。去年此時已是行政院驅離事件的尾聲，但一年過去，這件事情還沒有結束，許多當事人還在盼望政府的道歉，還在調適自己被徹底改變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