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教】自述書論辯中，高壓者現形

去年，有位國中生從學校三樓一躍而下，書包裡有學校主任要他拿給爸爸簽名的自述書。不久後，新竹又有個孩子跳樓自殺；自殺前一整個早上，他在生教組長的陪同下寫了三份自述書。這是個案嗎？是孩子「挫折容忍度太低」嗎？若你知道，為了「解決」學生事件，自述書常伴隨著威脅利誘、限制行動、引導問話…你還會把問題歸到孩子身上嗎？

2014年12月，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辦理的「自述書研討會」中，提出諸多實際案例，並請現場教師、教育學者、法律專家，乃至學生代表現身說法，將自述書之弊徹底剖析。可是，在那場研討會上，仍有人提出各種質疑。我們將眾多提問及回應摘要、舉例，整理如下：

強迫小孩寫自述書？怎麼可能？

許多提問者處理過學生事件，或許因此不能完全相信研討會的案例，例如某高中老師便說：「我是高中老師，但不屬於全國高中教育產業工會，我想老師裡有很多多元的聲音。今天的標題，我想表達一些問題：

第一，如果沒有所謂的自述表，在校園裡要怎麼處理問題？在我們學校是用事件經過報告書，我們只知道事情經過。
第二，如果學生不願意寫自述表會悔過書，在教育現場，有誰有能力、願意強迫學生寫？老師願意這樣犯法嗎？
第三，學校裡有很多申訴管道，如果當時處置有問題，就當時的行政人員處置不當，就針對行政人員、當事的老師處理就好了。
第四個，如果一個學生在任何一個表上寫了他偷了東西、或是他沒有偷東西，這會有法律的效力嗎？我們實務上經驗這麼久，知道它是沒有效力的。我們只是想了解經過，不會作為處置的依據。

最後一個問題是，各位真的有實務經驗去面對我們面對的困難嗎？這些表到底是設計不當？還是不可以寫？這是完全不同的。」

這位老師一開口就是「今天的標題」，又處處強調「實務」；莫非，他想暗指標題裡的「警總」現象，也就是以權力壓迫學生的做法，只存在於「不講實務」的「專家學者」們的想像中？

李茂生：師生權力不平等，自然形成強迫

畢業於振聲高中的周香羽，曾因發行校內刊物，被學校單獨關進小房間、要求寫自述書；可以想見，她無法認同這位老師的質疑：「我們的校長其實問過一樣的問題，為什麼要掛布條？訴諸媒體搞到這麼難看？但事實是，在事情當下我們使用了教育部的申訴信箱、學校的申訴信箱、直接找教務主任談、直接找校長談。學校的部分是石沉大海，校長說『我們再談』。教育部說他們不能管到私校，要我們回去跟學校投書。為什麼我們最後要訴諸媒體、拉布條，到現在要在這裡講去年發生的事情，就是因為申訴管道非常糟糕。到今年，全教總找我去開一個記者會，也是在討論改善老師和學生在校內的申訴管道，當時教育部的科長有承諾要檢討，但是目前還沒有任何改善。」

台大法律系李茂生教授則清楚說明「沒有自述書」的處理方法：「在台大，沒有所謂的自述書。所謂的流程記錄都是由工作人員來做，自白書跟處理流程是兩件事。這個處理表是由處理人員來寫，而不是被控訴的對象去寫。」

緊接著，他把話題扣回學生的處境：「我們今天就是在講上下權力關係，一個小孩子面對很多的老師，你縱然沒有用暴力強迫，但是那一種情勢，小孩怎麼看？刑法有一個『利用權勢猥褻罪』，就是因為我們認知到權力不平等關係。而且申訴就會有效？其實小孩子想的就是：我現在受到這種壓迫、這種壓力，我申訴的時候是不是比現在更大條的老師進來？這是理所當然會懷疑的，對於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講。然後，我們跟他說『你不服，可以申訴啊』？而且，明明知道在法律上沒有效力，那為什麼要做？我們說：『沒有必要做啊！』卻有老師說有必要，那請問必要性在哪裡？這是今天要討論的，不是反問我們這邊。」

隨後，李茂生說明了他似乎被懷疑的實務經驗：「我從三十七歲回台大，十幾年在學生獎懲委員會，把學生獎懲委員會的流程重整過一遍。之後轉到性平會，現在當台大性平會的副主委，一年處理十四到十五個性平事件。所以我非常有實務經驗，已經有二十二年了。」

黃慧貞：校園沒有與社會同步民主化，自述書即其產物

任教於板橋高中的黃慧貞也談起了「權力」：「關於老師有權力這件事情有權力的人，不會承認自己有權力。就好像有人是權貴，人家問他，他說：『你覺得我看起來像權貴嗎？』那就無法對話了。但我覺得人可以改變。自述書產生的問題，就是校園的民主問題。當整個社會已經開始在民主化的時候，校園沒有同步。我們現在教的孩子們是在一九九八年出生的，他一出生就有總統直選，這是我們最大的不一樣。我自己唸歷史，碩士論文就是寫警總資料，我從學習經驗當中以及長輩的經驗來說，可以了解到過去的威權化某種程度滲透到我們身體裡面，需要深刻反省才能感受到。所以我建議在場如果有中學老師，請加入工會，就會知道爭取權利是怎麼一回事。」

揭自述書問題，是汙名化認真的老師？

而，每次校園弊病被揭發後，總會有種擔憂，不知從哪裡冒出來講這個，會不會「汙名化」老師？不知是幸或不幸，我們在研討會上，看到了這擔憂的一個源頭。一位服務於某校學務處的老師發言：「人本很用心，但我覺得這個標題可能對媒體非常好，可是會讓這個環境裡共同打拚的人被蓋上一個章。」

至於所謂的「打拼」，他也仔細說明了：「我讓孩子去自述或表達，很多時候是為了淡化師生或生生間的情緒。如果程序不理想，我們來修正。我們有一個方式，溝通完了，要他做『行為改變承諾』。就是雙方草擬一個內容，讓他看到內容而且一字一句的念出來，覺得有沒有差異、汙衊、誤會？如果沒有請確認清楚，有的話我們很願意給你機會，那你不要再犯囉。那你要記得簽名很重要，長大後簽名就要負責任，那你現在要學會負責任。很謝謝人本把這樣的議題拿出來談。但是人本訴求『禁止各校強迫學生自述』，我們不會強迫學生。又說『目前學務處的處理方式只會把小孩當成嫌犯』，很多老師很努力，人本的敘述是只希望輔導人員協助嗎？學務處不用動嗎？我們補了很多輔導的後勤資源。但是學務人員的編制都沒有動；我們補了很多後勤在輔導，但第一線的人員呢？」

林佳範：想教學生負責，老師得先示範法治

學務處不用動？那麼，不對等權力帶來的強迫情境，如何解決？我們願意相信，這位老師只是誤以為自己的打拼被全面否定，才如此說；然而，我們更相信他沒有想清楚，在學生事件中，學務人員該扮演的角色。就如師大公領系林佳範教授所言：「學務人員畢竟不是警察也不是司法人員，是在校進行輔導管教。所以應該是從老師的角色去了解學生的問題、事情的經過，而不是從類似警察的角度，好像要去做一個事實的調查，甚至要求他寫自述書，像在一般刑事的程序裡的記錄。」

而，就算要講法律，學生的陳述也不見得有「法效」；林佳範說：「學校應該去記錄他，而不是由他自己來做相關陳述；特別是有受到壓迫所做的陳述，法律效果會被質疑。」

一件脫離教育，又沒有法效的事，在校園卻大行其道，豈不奇怪？林佳範進一步提出：「我希望學校處理學生事件時，調查的過程裡，應該帶入一些法治國家基本的要求，也要尊重學生在程序上該有的權利。」言下之意，要教學生權利與責任，老師就該示範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

「在教育上，剛剛有老師說這樣是讓他願意去認錯，可是若是在很多大人的面前，要他去簽名，而不是他自願或反省過去，簽這個名，我想這在教育意義上還是有所不同。」回歸教育面，林佳範點出了「簽名負責」的荒謬性。

黃慧貞：老師要時時更新自己、渴望改善環境

黃慧貞則分享自己的經驗，以回應這位老師：「溝通對話是很重要的，老師在講台上面比較有機會讓學生了解我們，可是我們其實花很少時間讓自己了解學生。我要透過我的學生不斷更新自己，因為我很清楚知道，我剛開始教書的時候是學生的大姐姐，後來變成小阿姨，現在是大姑媽了，我跟他們有代溝的差距，我必須要認帳。」

進一步，她似乎在向老師們喊話：「特別是在第一線現場，我們還保有這樣熱情的渴望，因為這個工作是我們自己選的，這個環境要不要變好，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我還是不改我的本職。我們很珍惜我們的工作，很想要做好教育，不是給任何人找麻煩，不是要煽動任何什麼樣的東西，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良心自覺，如此而已。」

不是找麻煩、不是煽動，不是「對媒體好、對老師蓋章」。黃慧貞講出了與會眾人之所以要分析自述書的原意。

校園民主難道沒有進步？

相較於某些老師質疑人們檢討自述書的用意，會場中一位高中生的著眼點顯然不同，他思考的是與自述書相關的校園民主問題。他說：「我是高中生。我想問香羽，覺得三一八學運是給校園民主帶來前進或倒退？我感覺這次學運並沒有對中學校園帶來什麼改變。」

周香羽從違憲校規談起：「我在畢業後看學校校規，看到學校把『煽動學潮』改成『未經核准發放不實刊物者，退學』、『協助發放未經核准刊物者，留校察看』，當時可能校方自己開會，也沒有宣傳，這個修改學生完全不知道。我才從那時候開始調查各大專院校違反憲法的校規，比如：煽動學潮、對國旗不敬、男女牽手者退學…人本也找我合作。」

然而，據周香羽所知，雖然去年九月就有媒體關切、立委鄭麗君質詢蔣偉寧部長校規違憲問題，部長也承諾會全面檢討並做修改，但官方遲遲沒有具體行動。
而據周香羽所知，去年十月，立委鄭麗君、尤美女和人本辦了幾場記者會、公聽會；十一月，周香羽及同學們在振聲高中拉布條開記者會，要求學校收回黑箱校規。教育部這才終於在十二月承諾要在一個月內改善，但到十二月底，教育部才開公聽會要討論草案。

有鑑於校方、官方的作為，周香羽下結論：「三一八學運對校園民主有沒有影響？三一八之後，我認為校園民主不能說退後，但是停滯不前。比方說我們在推動的《學生權利專章》，或是高中法的修法，或是違憲校規，進度是停滯的。而且學生從學運現場回到校園後，好像沒有反思校園的高壓統治，這是我們要努力的地方。」

校園內還有多少類似自述書的高壓手段？多少合理化高壓的說詞？這有待我們一一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