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教】學校是警總？校園「行為自述書」問題研究

朱台翔：二十幾年前，我突然接到主任的電話，他說：「你兒子作弊，本該記過，但因態度良好，所以只記警告。」導師直接把他交給教官。教官和顏悅色地對他說：「我會幫你。」要他把整件事情寫下，他寫了，教官看了後就要他再加上「我錯了，我很後悔。」我兒子就補上了這句話。

隔天我到學校去找主任，我說：「你們如果要懲處一個學生，一定要看他有沒有犯錯的事實，我們國家的法律精神是『無罪推定』，可是教官是『有罪推定』，不問學生發生了什麼事情，而是要學生寫悔過書。」「沒有法律要求人一定要自白，反倒保障每個人都有緘默權，也就是他不用承認或證明自己有犯罪。」「更何況，站在學生的立場，教官要你寫，你能不配合嗎？而且還用『我會幫你』來利誘他，整個氛圍都是讓小孩覺得非寫不可；教官不滿意，還可以要求小孩照他的意思改。在這種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他自白了，悔過書還被當作懲處的依據，你們還跟我說是因為他態度好，所以改成記警告！如果今天孩子被記警告，唯一的依據是這一份悔過書，我是認為非常不妥當，請校方要慎重考慮。」之後，學校連警告都沒記。

這幾年孩子的人權完全沒有進步，甚至倒退。特別是這幾年，我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案例，比如去年，新竹就有一個學生跳樓自殺，他在生教組長陪同下寫了三份自述書，越改越符合大人的要求。在更早之前，有一位國二生被老師懷疑作弊，即使他不斷否認，老師還是要求他寫自述書反省，事後他傳簡訊向老師道歉，承認他作弊、說謊；隔天，他就在家裡燒炭自殺。

人本教育基金會也做了一個抽樣調查，針對五都國中，有百分之九十一的國中會使用自述書或其它文件，讓小孩來陳述他們的過錯。而據我們所知，高中、高職也非常依賴這個書面來當作懲處學生的一個工具。

教育部公佈的《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規定「書面自省」是教師可以採取管教的措施，但是，這些書面真的能夠激發學生自我省思嗎？是協助孩子有面對錯誤的能力，還是成為一種交換條件︱當他寫了悔過書之後，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我們要求，教育當局應該禁止各校強迫學生自述。全面檢討學生輔導管教程序，不能違反教育基本法也不能侵犯基本人權。最後，教育部應該要刪除把書面自省做為管教手段的規定。

校園內的威權者，只要他們的「真相」，不顧人心。

案例家長：我是犧牲者的父親，案例中自殺的學生是我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我的孩子走進學校，就再也沒有回家。

他在學務處待了一個早上，輪流接受當時的學務主任與生教組長的訊問。而今，這位學務主任是輔導主任，當時的生教組長是特教組長。我的孩子在一個早上寫了三封他們要的自白書，他們都沒有通知家長。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寫了你們要的答案，卻留下永遠的遺憾。

他是個心智未成熟的孩子，你們給他多大的壓力，最後他潰堤了。他很正直，但有點膽小，卻能跳樓。你們要的是「真相」，不是人心的對待，若你們能柔和細緻點，也許，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

事發之後，我去學校，剛進校門，學校就叫一個帶槍的警察進來，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是一個人，空手進學校，他竟然叫警察。我曾經反應給國教署，國教署說：「是你的孩子抗壓性太低。」

我覺得，雖然我的孩子生命不在了，但我還是希望，他永遠會在我們的心中，我不願再看到這樣的事；所以雖然有猶豫，我還是來了。

周香羽：我是桃園振聲高中的畢業生。去年我們在學校辦了一場關於媒體壟斷議題的講座，照學校規定，將流程跑完。講座開始前五分鐘，當時的教務主任，就是現在的校長，衝進來把麥克風拿走，要求參加的學生離開會場，原因是他覺得這個議題太過政治性、有爭議，所以我們就發行一個報紙報導。

想不到在報紙發行不到一個小時，學校就大規模的逐班搜查、回收。當天我請假，接到朋友的電話說有兩個女同學被抓去關小房間了。其中一個被主任咆哮大吼說：「我就知道妳出現在那個教室一定有問題，妳要負責！就算不是妳辦的妳也要負責，因為跟妳有關係！」要她寫自述書，解釋「為什麼在不對的時間出現在不對的教室」。她依要求寫了三份，每一份內容都不一樣。

另外一個女學生在學務處裡面的小房間被教官輪流訊問，老師咆哮、摔東西、大吼，她沒有被要求寫自述書，因為她爸是警察，但她從中午被問到晚上六點半。我到校，也被關在小房間。教官也是要求我寫自述書，解釋為何我星期五不在學校。

自述書這東西，有點像白色恐怖時期，在路上看到一個人在看馬克思主義，他就抓你去警察局，用水沖你、用電話簿打你，逼你寫自白書。雖然學校可能沒有用肢體來傷害你，但他們是用言語、用關在很小的空間裡給你壓力的方式，來逼你寫出他們想看到的東西。

他們的威權是建立在教官身上的軍服，或學務主任的身分，這些東西一碰就碎了，所以他們需要自述書或是記過等恐嚇的方式來鞏固他們的威權，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沒辦法被質疑的。

朱台翔：我請問一下，妳為什麼沒有寫自述書，妳當時是怎麼想的？

周香羽：那時候我在小房間，氣到都哭了，我認為只要我還是一個「人」，我就有權利要求不要被這樣對待、不要被關小房間，不要寫自述書承認我根本沒做的事情。我認為我是一個人，我希望我是一個更好的人，而我不希望被這樣對待。

朱台翔：妳那位被要求寫自述書的同學說，最後學校有就這件事情跟你們開會，可是她心裡還是會難受，妳可以敘述一下嗎？

周香羽：最後上新聞，學校覺得很難看，找我們去開會。開會當天，所有的主任、教官、老師把我們圍著問話，這叫做「開會」，那個被要求寫自述書的女學生開會前五分鐘打電話跟我們說，她真的沒辦法去，雖然自己沒有錯，但她不想要看到這些人，就算學校道歉、就算學校說要溝通，她還是會害怕。

林佳範：壓迫下的自述書，除了違法，也是反教育。

林佳範：學生問過我一個問題：「我們從小不是就被教導要誠實，那為何法律還要保障緘默權？」我想這句話突顯一般人，特別在校園裡面，將「做錯事」這件事情道德化的狀況，就是會要求人要自省。這當然沒有錯，但前提是要建立在他是自願的。

過去刑事訴訟裡面特別強調「自白」這一塊，我想這就突顯所謂「道德化」的問題，就是要求行為人要自我承認、自我反省。然而，緘默權的保障跟「誠實」其實沒有違背。什麼是程序正義？我們要做任何重要的、實質的決定，比如說要懲處學生，在過程中也要注意公平性、資料收集的正確和完整性。所以制度要保障當事人可以保持緘默，避免你因為慌亂或被脅迫，或不知道講這些話會有什麼後果而陳述，這不是不重視人要誠實這件事情，而是要避免在受壓迫或誘導的情況下，做出對自己不利的陳述，更別說在這種情況下的陳述，非常有可能是錯誤的。

從兒少保護的角度來看，刑事訴訟規定十六歲以下的兒童禁止具結，這是考量法律的後果不是兒童應該且有能力去承擔。像剛剛提到把學生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面訊問，一個人面對兩個大人，這種壓力對學生本身就是一個傷害，學校應該要從兒少權益保護的角度來處理。

從教育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過程是不是真的能讓學生有所謂的自省？學校做為教育機構，更應該使用教育的手段而非管制的手段，這兩個手段在校園裡面常被混淆。管制的手段是一種外部的強制，教育的手段強調的是「內化」，學生應該能夠透過老師的輔導或引導去了解自己行為上的缺失，然後願意去改變、改進。

我們常常在說「學生最大的權力就是犯錯」，但我們學校好像不容許一點點的錯，而用強迫的方式要求學生寫悔過書或自述書。在壓迫下寫出的東西，除了在法律上不妥之外，在教育上面製造的是一個反效果，它讓學生厭惡學校，那更不可能讓學生認同學校所講的道理；如果這些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事實上面，也不可能讓學生有所反省。

李茂生：自白的內容，往往只是詢問者的意見。

李茂生：書面是我們在思考的時候，輔助我們言語不足的地方，讓我們可以緩下來。書面其實非常重要，但學校裡面就要被要求寫悔過書、自述書，是一件奇怪的事。取得自述書的過程從法律人的觀點來看，就是違反法律程序的。

二十幾年前我剛回國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叫〈自白的結構〉，所謂的自白，應該是在審判溝通的過程裡，警、檢、辯三方及被告，互相就提出來的證據的異議，互相討論溝通，形成一個共同主觀，這個共同主觀被寫在書面上，自白應該是這樣的東西才有用。

在我寫那篇論文的時候，正好發生蘇建和案的抗爭活動。蘇建和他們被分開在不一樣的偵詢室，每一個人都有好多次的自白，每次自白都是經過警察的作用串連起來，到最後，每個人講的自白是一模一樣。一開始就尋求自白的話，其實那個內容，並不是那個人經過思考的產物，而是詢問的人的意見。

二十年前，我剛碰到的蘇建和案是這樣子，這一次的案例也完全一樣。到現在為止，我們司法裡面還有好多的案子都僅憑自白就判刑。即使法律規定除了自白以外要有其他物證，但我們的作法是從自白裡找到物證，所以判決的理由，只有自白而已，那個物證只要是稍後被洩露出來的一些事情就可以。

回到教育現場。我們現在這樣教育小孩子，他們長大以後，會不會用小時候所吸收的知識，繼續做下去？我們都說，解決這個問題，要從教育開始著手，沒有錯！教育是核心，我們要多元、要開放的環境，但是要怎樣去弄出一個多元開放的教育環境？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台大最近有學生要成立「綑綁性愉悅」社團，有好幾個老師覺得這個很糟糕，講得好像只要成立的話，台大就毀了。從討論的過程就可以看到，一個號稱「開放、自由」的校園，竟然連學生要表達他的言論自由、性向，都做出一個很糟糕的示範。

黃惠貞：校園威權化，導致人們只要形式上的結果。

黃惠貞：本來我以為我們今天的焦點會是「校園當中的特別權利義務關係」。今天在高中裡的老師、主任、教官，絕大多數沒有經歷過警總時代，警總其實是在社會文化裡以鬼影的型式存在。法律上已經有好幾號大法官有關於特別權利義務關係的解說，可是在高中以下的校園，恐怕連絕大多數的家長都認為，老師、教官在校園內，對於這些未成熟的、未成年的孩子，有特別權利，而學生有特別義務。

學校的學務人員，包括學務主任、教官，在教育部輔導管教辦法時，都被告知：第一，這不能做為定罪的唯一根據，可是剛剛李教授講，在國家的司法系統裡，受過訓練的警察、檢察官、法官都做不到這件事，而學校裡面受過「另一方面」訓練的教官，或沒有受過犯罪偵察訓練的老師、學務主任，他可以怎麼做？第二，對教育人員來說，所謂的自述表，其實最大的作用是「保險」：避免做了懲處後，學生，甚至是「恐龍家長」不認帳，所以變成教育部勉強可以接受的東西，訂了辦法讓學校做。但其實各校操作的差異很大。

我們要想的是，如何可以改變這種文化。我們的教育體系，包括國文歷史科，都還在教儒家。我們對教育的假設是人性本善，這一點多美好呀！相信人有向善的本能。為什麼那麼多學校的悔過書裡講「坦白從寬」？因為我們認為你良心未泯，所以可以悔過，如果之後不二過，我們就把你的錯忘了吧，然後你繼續當好寶寶。

所以人性本善的文化，造成學校裡面老師們難以忍受犯錯。特別是現在的師資培育法裡面培育出來的老師，幾乎是清一色非常順利的「好寶寶」。老實講，老師犯錯的經驗比學生還少的時候，怎麼處理犯錯的事情？他沒有辦法在犯錯這件事情上做身教，全部都是言教。

再者，在這概念下，法律理當保障好人，你是犯錯就不是好孩子，所以不會被法律保障。然後，犯錯悔過了之後，我們是把它「忘記」，所以沒有「原諒」這件事。這也反映在我們現在的社會狀態：更生人是不會更生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掩飾你犯過的錯。這樣社會的實質文化，反映在學校裡頭。這個社會共構的威權體制文化，讓幽魂不散，讓特別權利義務關係在司法上、在大法官解釋上都得不到一個完整的澄清。

我以為今天的主題應該在整個社會經過解嚴之後，沒有得到轉型正義。我們沒有重新回頭思考，過去在歷史上哪些事情犯了錯，哪些文化造成錯誤。

我今天想提供的方案是：加強法治教育。聽起來很空泛，但除了這條路，沒有其他的辦法。今天學生還被這樣對待，以後換他這樣來對待別人，而且不會覺得有錯，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那麼多案例，我看到裡面覺得最悲傷的字眼就是，老師被告後，不管被判有罪無罪，辯詞都是：「我是善意的。」天底下最悲哀的事情莫過於基於善意，卻害死了孩子。哪一個老師、教官在拿自述書給孩子寫的時候，想導致悲傷的結果？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扮演一個他自己不知道的權威。

我帶著這些憤怒和悲傷，進入工會，但全國有一半的老師無法加入，因為私立學校都是由董事會控制，他們的薪水只有我的一半，他們是被剝削的，我們的公民有一半的人是私立高中職畢業的，當老師也被剝削的時候，他們要怎麼教育學生有權利？我們長期以來容忍這件事情，這才是我們最悲傷的校園威權化，我們只要一個形式上的結果 哪怕是口語的或是書面的。

王浩威：孩子犯錯，往往是一種呼喊，希望有人幫助他。

王浩威：青少年這個階段，就是自我認同的形成，我們看看青少年的比方說比較會敢發言的青少年或者是年輕人，他們期待完美的時代。

我從小調皮搗蛋，玩火把香蕉林燒起來，這件事其實我爸媽到現在也都不知道，因為我自己忘記了︱遺忘是我保護自己最好的方法。現在有網路，所有的人都會擔心說我的文字跟影像會不會被留下來，那如果被留下來的話，會不會我這輩子要永遠帶著這個污點走下去？所以悔過書，在過去跟現在的意義恐怕就有很大的不同。這當然會影響心理的。

反過來講，我們看到很多小孩子想要追求自己的完美，對他來說，這輩子這個烙印可能再也沒辦法去除；這種情況之下，小孩子就可能產生兩個方向，一個就是產生悲劇，結束了我這個不完美的生命，另一個就是我就壞到底，我們看到很多行為偏差的少年，也就是這樣被逼出來的。

其實青少年的犯錯或偏差行為本身，在心理學來說，都是一種呼喊：「我在這個社會、這個世界被忽略，我希望大人能看到、聽到、注意到我的靈魂狀態。」如果我們看到偏差行為就馬上說：「你這樣不應該，你應該寫悔過書。」當一個人發出聲音希望有人來幫助他的時候，我們又完全拒絕聽，就真的會把他推下深淵。如果他選擇當幫派少年，這也代表他已經對大人完全棄絕了，如果他選擇自絕生命這條路，不只代表他被世界棄絕，也代表他對世界的棄絕，那是更悲慘、更無法挽回了。

學校這些年來真的很難為，我想這都是結構的問題。本來是老師教學生，結果變成學生影響家長、家長影響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影響校長、校長影響老師，所以老師想很單純的去關心小孩，實際上變得非常難，不管他怎麼動作，他永遠都要擔心會被怎麼解讀；所以很多老師和學校，會不自覺的有越來越多的保護機制。

學校甚至常常會說，我們要維護其他同學的受教權。站在一個精神科醫師的角度，在接收到的個案裡面，當這個教育體系越來越重視「其他同學」的受教權時，我們其實也越來越失去了多元文化的態度。成長的過程中，七八成以上的人都有撒過謊、偷過東西。但是事後我們沒有被發現，或是被發現也沒被貼上標籤。而孩子寫自述書就以為自己被烙印、有拿不掉的標籤，以為這輩子就毀了。

薛化元：政治已解嚴，學校解嚴了嗎？

薛化元：我認為教育體系裡有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特別權力關係。我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寫有關的文章，因為學校對於我們課以不確定的義務，動不動就要處分，沒辦法對抗、救濟。

常有人質疑：「你沒幹，為什麼要自白？」所以我做口述歷史時，就常問前輩們：「為什麼你會自白？」曾經有人回答：「要不然我來偵訊你，你就知道我為什麼會自白。」因為到某種程度真的沒辦法，乾脆自白算了。自述書的可怕就是：他可能不自願、內容不是事實，而且會拿來當懲處依據。這是完全不對的。有的學校更嚴重，我知道有些私立學校會有固定的份量，老師要收一定份量的自述書。

所以我們歷經了戒嚴，我們看似自由化、民主化高；但像我出生在戒嚴時期，二十多歲以前都生活在戒嚴，現在宣布解嚴了，那我解嚴了嗎？我們一些行為模式會留下來。就像過去特別權力關係被批判，但很多行為模式還是一樣啊。體制要正常化，解除特別權力關係的壓制很重要。

化解這個危機不只是學校的改善，應該是要由適格的人來做這些事情。我們應該要多聘一些專業人員，而不是用傳統的、高壓的、師傅教授徒弟的方式，這樣可能減少更多的悲劇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