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每逢選舉就中槍，檢察官怪誰？

最大善意解讀檢察官。柯文哲辦公室懷疑被竊聽，報案。警方、檢察官介入偵查，對手連勝文質疑，是自導自演。偵查一定有方向，說中立是假的。案件沒有方向，根本就辦不下去。或預設柯辦是被害人，或預設柯辦在騙人。檢察官有時往「被竊聽」的方向查，有時朝「自導自演」的方向辦。往這個方向，那方難免跳腳，往那個方向，這方難免抗議。雙方都有不能掉選票的壓力。檢察官辦案過程稍有不慎，很容易動輒得咎。再加上雙方都挾有民意基礎，意見動見觀瞻，一有疏失，檢察官要承擔的後座力強大。不像一般市井小民，聲音出不來。檢察官辦案不易，這是實情。辦案的重點，是程序要嚴謹。用程序，來確保結果的客觀與公正，同時，也保護了自己。

前幾天，柯辦幕僚彭盛韶主動到案，檢察官訊問後由證人轉被告，還上了手銬，諭知三萬元交保。律師和彭當場抗議，拒絕交保，引發媒體關注。沒想到檢察官馬上又開了一次庭，讓步，改為限制住居並釋回。

程序嚴謹才是保命符

北檢先前聲押徵信業者，才被法院駁回。再接再厲，對彭出手，稍遇反抗，卻又馬上縮手。依法論法，檢察官當然可以當庭把證人轉成被告，當然可以要求交保，當然也可以變更處分，將交保改成限制住居。

只是，程序變變變，難免給人輕率的感覺。如果又講不出堅強的理由，值此選舉敏感時刻，人民對司法向來信任感低落，加上檢察官自威權時期以來，侍從於政治的陰影仍存，要不被懷疑或攻擊，很難。

當場把證人轉被告，是台灣司法的老問題，道盡檢察官辦案輕忽程序、甚至玩弄程序的惡行。「被告」地位形成的時間點，對於訴訟的防禦權是很重要的。簡言之，國家要光明正大地告訴我，從「現在」開始，我就是「被告」，讓我有準備。

從這個時點開始，我享有憲法、刑事訴訟法所保障的權利，因為國家要「開始」追訴我。光明正大的檢察官，代表光明正大的國家。反之亦然，不磊落的檢察官，代表的國家，就陰暗險惡，只想入人於罪。

實務上常見檢察官釣魚式辦案，先用證人身份把人傳來，問了一堆問題，得到想要的答案後，才告訴證人說：「你現在開始是被告。剛剛講的是否是實話？」當然，有時檢察官並非故意，是證人自己話多，說著說著就自白犯罪，全盤托出。但是，也有檢察官是藉此來規避法律，目的是不讓律師在場。

因為，依法被告「才能」有律師，證人不能（也不必要）有律師。但是，檢察官如果心裡根本就認為此人涉嫌重大，還故意用證人的身份傳來訊問，讓律師不能在場。甚至，以此藉口把律師趕出去，就是在玩弄程序。就算鑽過法律漏洞、沒有違法，也是不夠光明正大，失去格調。

再說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其實，都是羈押的替代手段。換言之，前提要先符合羈押的要件，之後才會有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的問題。只是，檢察官實務上在運用時，幾乎已經把限制住居當成是「基本配備」，愛用就用，無限發送。

至於具保責付根本就是一種「恩賜」，檢察官心中的想法是：「沒有聲押就對你不錯了！」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全都是強制處分，要考量充足的羈押要件，以及施用強制處分的必要性。

太不把程序的嚴謹度與人民的權利當一回事，一旦遇到「大人物」，被放大檢視，就完全禁不起考驗。甚至，自己就先退縮，又是自砸招牌。以彭盛韶為例，檢察官要求交保，「應該」是已經考量過具有羈押的要件，被告拒絕，「應該」是要去聲請法院羈押。如果退縮，表示之前的交保，也是大有問題。自打嘴巴。

愚忠就是愚昧

最後，要為基層的檢察官說說公道話。類如此種敏感案件，檢察署應該要協同辦案，集合眾人的智慧，以避免有盲點而不自知，也可防止獨斷獨行。因此，檢察長介入協調，並沒什麼好欲言又止的。介入不是重點，要對外具名負責就是了，不要只是基層檢察官揹負罵名，長官是影武者，權責不符。

「檢察一體陽光法案」是很重要的，它維持了檢察體系的內部獨立性。法官法第92條第2項早已明文規定，檢察長指揮基層檢察官，如果涉及強制處分，就是要用「書面」。這一方面是要釐清權責，誰下令，誰負責。另一方面，其實就是要保護基層檢察官的獨立性，讓他們可以對抗來自上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命令。檢察長下令不用書面，就是意圖卸免責任，已經違法在先。有了「書面」，才能在事後追究失職者的責任。

唯有偵查中嚴謹講究程序，以及事後對違法失職者權責的釐清與追究，才是逐步建立良好檢察官制度的不二法門。現行的檢察體系，太像幫派同夥黨人，輕忽法治，唯有長官的意志。如果優秀又兼具法治素養的檢察官還來「盡忠」這一套，實在是台灣法治的悲哀。愚忠與愚昧，也就相去不遠了。

．本文作者高榮志，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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