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護照真難民：米娜的故事

上週讀了伊朗被處絞刑的性侵受害者賈芭里寫給媽媽的絕筆家書後徹夜難眠，怎麼可能在經過全世界疾呼刀下留人之後，整個國家還是義無反顧地要取她性命？她到底做錯了什麼?在這樣的律法下生命毫無重量，人們怎麼過日子?若被壓迫者想逃，逃得了嗎？

為了更了解伊朗究竟是什麼樣的國家，我跟一位在國際特赦組織認識的朋友米娜見面，她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訴說受到政治迫害的家人逃離伊朗，在異鄉落地生根的故事。

米娜是第二代伊朗裔德國人，父母在1983年逃離伊朗，輾轉到了德國落腳，獲得政治難民庇護。她在德國出生，卻當了16年的無國籍人球，伊朗政府說她是德國人，德國政府卻說她是伊朗人，直到16歲她才拿到德國公民身分，前年米娜從美國轉學到荷蘭萊頓大學讀心理學，爸爸留在芝加哥的大學教波斯語，媽媽在德國攻讀博士。年紀輕輕的她似乎也背負著家人過去經歷的重量，不斷提醒自己要採取行動，奉獻給深陷險境的人。

米娜的父親在70年代參與組織政治改革運動，當年許多知識份子都爭相提出建言改善國家，且公民團體都各持己見，無法達成共識，但社會上也看見許多改革的希望。為了安全起見，他從事組織工作時儘量保持低調，沒想到還是因為一首詩就被逮捕，他從來沒有機會陳述自己的意見或經過審判，就被關進牢裡。在監禁期間，爸爸身邊的獄友，有許多在未經告知的情形下被秘密處決，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輪到自己。米娜問爸爸，當年在牢裡的至交好友們，有多少被秘密處決？他算了算，說有33位，一直到現在，爸爸都還會為當年犧牲的生死至交舉辦紀念會，提醒自己沒有忘記苦難的日子。

當年伊朗政府希望從政治犯口中套出名單，對關在牢裡的人們施加酷刑逼供，許多人也在經不起酷刑或威脅下屈服，但是米娜說爸爸很聰明，知道怎麼不斷跟政府拖延跟耍詐，也始終沒有把名單給出去。他在3年後被釋放，又硬骨子地重回運動場合。這次他在街頭遇到了媽媽，一開始米娜的爸爸不相信她，花了很久的時間才建立信任關係，最後他們決定共組家庭，生下米娜的姊姊。但時局越來越差，為了保護年幼的姊姊，米娜的爸媽決定逃離伊朗。

爸媽帶著三歲的姊姊，靠著山區裡庫德人的幫助逃出伊朗。這些庫德人自願不取分文幫助人們逃出伊朗，完全是因為自己也深受伊朗政府打壓，希望能讓更多人平安出境。最後一家三口到了德國，80年代時當地難民不多，所以他們到哪都受到異樣眼光跟待遇，也讓米娜的成長歷程聽來心酸。她說，直到去了美國，受到不同形式的種族歧視，才知道因為膚色給予差別待遇是不對的。小時候還以為不一樣的人被排斥是正常的。對米娜來說，即便她身為土生土長的德國人，因為外表跟家庭跟外在環境不一樣，從童年就飽受歧視。一家人住在貧窮的移民社區，融入社會一直有障礙。原本個性外向的爸爸，也因為常年的外界壓迫變得安靜許多。

米娜說，爸媽已不可能再回伊朗，若回去僅有死路一條。伊朗對他們而言是無緣的故鄉。米娜身邊許多朋友們也有相同的難民背景，即便出生在歐洲，有合法公民身份，他們仍然害怕公開露面參與人權倡議活動，深怕影響在老家的親友，也害怕從此無法入境伊朗探望親友。而雖然米娜出生在和平時期，但是難民身分如影隨行跟著她。她說，爸媽跟身邊的親友經歷了太多苦難，她只希望自己可以做些事，改善跟他父母一樣被迫害者的處境。不要再受到這些折磨。我問米娜覺得自己是哪國人，她說，「我有伊朗人的外表，我在德國出生，我在加拿大、美國、荷蘭念過書，但是我實在無法認同自己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政權，我不同意這些政府做的事情，我不是德國人，不是加拿大人，不是美國人，也不是伊朗人。我只覺得自己是一個人。」

當台灣政府在桃園機場查到三位庫德難民持假護照入境時，媒體沾沾自喜地用了打擊犯罪跟難民現形的字眼描述此事件，彷彿移民署立下大功，保護了整個台灣的國民生活不被逃難的庫德人入侵。但如同米娜的家人，每個難民的背後都有故事。沒有人可以選擇自己要出生在哪個國家，難道只因為庫德族人出生在戰亂的中東國家，他們就沒有權利活下去嗎？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公佈的數據，去年在地中海前往歐洲避難求生存的難民跟移民有600多人因為沈船溺斃喪生，今年數據預計更將高達2500人。難道眼睜睜看著船沉人亡是待人之道？難道台灣迅速遣返三位難民是因為我們覺得護照真偽比拿著護照的人能不能活下去還重要？遣返三位難民的後果一點都不難預見，難道沒有更好的辦法可以暫時保護他們的安全跟生存尊嚴嗎？當米娜說自己沒辦法認同任何一個她住過國家的時候，我也跟著難過了起來。因為我沒辦法認同自己的國家把三位人身安全處境堪憂的難民快速踢出國門，彷彿使盡全力也要摀住耳朵，以免聽見他們被送回戰火連天的家鄉哭泣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