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吊反壓迫】家園在空中 搶救蔡瑞月風雨20年

蔡瑞月，台南人，台南第二高女畢業後前往日本習舞，二次世界大戰後返回台灣開始教舞。蔡瑞月被認為是台灣舞蹈的拓荒者，從芭蕾、民族舞到現代舞，總共編纂500多齣舞碼，在台灣教舞的30多年期間，表演時常見報，更常成為政府勞軍、接待外賓宴席上的常客，舞姿遍及全球，包括日本、韓國、泰國、歐洲等地，也被推崇為「世界舞姬」。

只是，早期報章談她的舞姿綽約，談她發揚民族文化，但卻不報導她曾因白色恐怖被關入火燒島的恐懼，也不談在戒嚴時期，舞蹈表演受到的打壓與政府介入。

蔡瑞月於民國42年創設的中華舞蹈社（原名蔡瑞月舞蹈社），現址為玫瑰古蹟，不僅曾是許多知名舞者的啟蒙之地，在台北市中心能留下這一片映照台灣舞蹈史的木造建築，更是許多藝文界人士誓死守護換來。

訪問｜蔡瑞月文化基金會執行長、舞者、蔡瑞月學生、媳婦 蕭渥廷
舞者、蔡瑞月學生 徐詩菱

那是一個星期日的下午，（中山北路二段）48巷的紅色小木門，打開門的是蔡瑞月老師，心裡想說，這就是我的老師：她梳了一個髻，脖子到肩膀的線條很漂亮，有點發福，但也不是過胖。她帶我從中庭進來，我看到一大片木地板，陽光灑下來的感覺，我想說，對，這就是我要跳舞的地方。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會，但看到空間很感動，一定是這位藝術家，在這個地方醞釀成不同凡響的氣氛。

1994：高掛15層樓的颱風夜

1994年，為配合捷運局興建系統控制中心，位於中山北路48巷的蔡瑞月舞蹈社被要求拆屋還地。四十多年的舞蹈社第一次面臨拆除危機，也是藝文界第一次大規模連署、聲援，但始終無法抵擋一紙敗訴。三名蔡瑞月舞蹈社的舞者用吊車把自己吊上15層樓高的空中抗議，沒想到那一晚卻來了個席斯颱風，舞者在空中搖搖欲墜，有如舞蹈社在捷運開發怪手下的存亡，這一場逼到絕境的吶喊，20年後想來都覺得觸目驚心。

從1993年開始，時任台北市長吳伯雄透過法院訴訟，要求蔡瑞月舞蹈社以及附近同樣承租市府土地的住戶拆屋還地。當時蔡瑞月已移居澳洲，留下來經營舞蹈社的蕭渥廷，便常常到法庭出庭，當時社會歷練不多的蕭渥廷，一心只想保存舞蹈社，不斷向法院哀求「這裏是台灣很重要的舞蹈基地，有很多史料跟文化資產，不可以拆毀」，最後仍換來一紙敗訴。

1994年，正式收到拆遷通知，10月8日就要拆除，報紙也開始報導，學生家長紛紛前來退費、停課，舞蹈社陷入恐慌與停擺。這場危機，啟動舞蹈社上下對保存史料的警鈴，蕭渥廷先組織編輯小組，一邊整理舞作年表、一邊採訪蔡瑞月學舞歷程，同時整理舞蹈社珍藏的表演服裝、音樂、景片（場景佈景）等。9月時發起「中山北路昔影：向蔡瑞月致敬」的活動，藝文界的參訪讓小小的舞蹈社擠得水泄不通，但面對被拆除的危機仍毫無頭緒，蕭渥廷感嘆，當時也尚未出現搶救、抗爭的意識，大家總想著史料該移到哪個圖書館，但蕭渥廷認為，如果蔡瑞月的故事離開所屬的歷史空間，年輕人也無徑可循，無法觸碰4、50年代豐富的舞蹈歷史。

這個瘋狂的念頭在心裡轉了一圈，蕭渥廷隔天跑到舞蹈社隔壁正在興建的捷運局，要求上最高的15樓看看，她脫口而出問捷運局的施工處長「人吊在外面是什麼感覺？」，處長搖搖頭說很恐怖，而且違法，但那一刻蕭渥廷就決定要這麼做。他們找了技術人員到內湖練習試吊，跟其他兩位舞者徐詩菱、詹天甄講好，如果害怕就得退出，但其實最害怕的是蕭渥廷自己，她只敢看著吊車的橫桿，絕對不能讓其他人發現自己很害怕。

1999：指定古蹟後的噩運

1999年，陳水扁落選，馬英九上任，先前因產權問題未成的雙連藝術特區，改為雙連都會生活園區，拆除通知又來到蔡瑞月舞蹈社，預計改建為三棟市民會館。這一次，舞蹈社決定捐出產權，申請指定古蹟，正當第一個以舞蹈為題的市定古蹟公告後三天，一把無名火讓舞蹈社轉眼成為廢墟。

一當台北市政府的政權更迭，蕭渥廷就知道這裏又保不住了，時任蔡瑞月文化基金會的籌備人許陽明，建議將舞蹈社申請為古蹟，但也代表產權必須變成公共所有。

即便對於藝文界意義重大，蕭渥廷認為，一般社會大眾、古蹟審查委員仍對於台灣舞蹈歷史相當陌生。於是她們整理一袋又一袋的資料供委員參考，舉辦「劇場界勁爆視覺行動」，將蔡瑞月名舞作「苗女弄杯」的劇照貼滿鄰近的巷弄，透過大舉佔領視覺的行為，不讓這個社會遺忘這座正在苟延殘喘的文化資產。

幸運地，同年8月中通過市定古蹟，10月27日公告，隔日蔡瑞月返台，準備重建舞作，過往的擔憂正如一塊大石要放下之際，噩夢卻才準備開始上演。

當場崩潰的蕭渥廷，醒來後仍不敢告訴蔡瑞月，本想說先騙蔡瑞月重建取消，送她回澳洲，沒想到記者已經打電話詢問蔡瑞月的反應。「你們都走了沒人在，我一個人緊張，他們（記者）跟我說舞蹈社都燒光了，我心裡都緊張起來，過去那種白色恐怖又回來了。」蕭渥廷轉述蔡瑞月的第一反應，就是想起過往被監控的時光。

1949年蔡瑞月因一封先生雷石榆的信，被認為有通匪嫌疑，一關就是三年，即便釋放後成立舞蹈社，但國防部很快就派人來「監視」，所有的學生、家長都知道「那個人」是來監視蔡瑞月的，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請他離開。蕭渥廷認為，蔡瑞月的家庭、人生都已經被執政者拿走，連舞蹈社都不留，才讓她們不顧一切想守護這裏。

浴火重生的玫瑰古蹟

火災之後，噩運才正要開始，主管古蹟的台北市文化局認為古蹟屬於政府的財產，蔡瑞月文化基金會應該退場，交付招標。當時蔡瑞月把握短暫的時光，仍在廢墟中重建20支舞作。2002年古蹟重建，隔年開放競標，由中華民國舞蹈學會得標，蔡瑞月基金會只獲得第二順位，其後卻傳出舞蹈學會並未登記為法人組織，資格不符卻得標，文化局遭質疑偽造文書。但政府並未積極處理該起爭議，蔡瑞月舞蹈社一荒廢就是八年。

從1999年到2007年，蔡瑞月舞蹈社都由圍籬包覆，只能遠觀。

他不讓我們進來，可是就讓流浪狗進來，那些狗大便我們都有收藏起來，國民黨做的事情，走過留下惡劣的痕跡，把愛台灣的藝術家趕走，讓流浪狗來屈辱你。

蕭渥廷回憶起那段時間仍忍不住氣憤。那些年間，適逢每年10月30日、蔡瑞月生日，舞蹈社的大夥便不斷回到舞蹈社外圍，一圈一圈繞行，要求政府歸還舞蹈社的主權。

直到2005年蔡瑞月過世後，2006年基金會才取得舞蹈社經營權。燒毀的史料不計其數，想要重建太過困難，於是基金會改走國際交流路線，藉由蔡瑞月的生平與經驗，連結日本舞蹈家石井漠、石井綠、折田克子，美國舞蹈家埃立歐．波瑪爾、澳洲現代舞先驅伊莉莎白陶曼等，將二戰期間的大師作品與身影，化為蔡瑞月舞蹈社新的資產。

從1994搶救行動過後，蕭渥廷察覺台北市有許多文化議題需要被關注，因此連續三年，在戶外空間進行與社會議題有關的舞蹈創作，那是她第一次介入社會運動。也許是過往乘載的白色恐怖歷史使然，蔡瑞月舞蹈社漸漸成為藝術介入社會的重要角色。

蕭渥廷曾製作《時代啟示錄》，以一輛破舊、追逐人群的拼裝車象徵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被追逐的人群無盡地在逃命，譬喻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就是一場國家機器欺壓人民，使其無法安穩生活的故事。創作靈感來自1990年，蕭渥廷跟著蔡瑞月到河北保定探望多年不見的雷石榆，當時聊起二二八，雷石榆說街上都是騎著單車、披頭散髮的女性，到處詢問自己的先生、孩子在哪，精準描述當時陷入恐慌的台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