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前空大教師內心的監獄風雲

高雄大寮監獄日前發生受刑人脅持人質事件，期間提出的五點聲明，包括保外就醫標準不一、假釋門檻過高、獄政不彰、法官自由心證過大、修改三振條款和向「法務部長馬英九」求救等等。除了少數長期從事獄政改革的人權團體之外，大部分的社會輿論不僅不予理會，甚至表示這些罪大惡極的人只是想逃走而已，沒什麼好同情的。

事件隨著翌日凌晨的槍響而暫時落幕，六名受刑人突圍不成飲彈自盡。這樣的結局也許早已寫好，因為在台灣目前的社會風氣與獄政制度下，引爆壓力鍋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社會沒欠囚犯甚麼？

應報說和復歸說一直是懲罰理論的兩大支柱，大衛‧葛蘭(David Garland)在懲罰社會學名著《控制的文化》裡指出，在晚期現代性中，嚴刑峻罰和矯治主義無法降低逐漸升高的犯罪率和再犯率。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正面對一種不安全的經濟體系，這種體系正逐漸將越來越多的人排除到社會邊緣，同時我們也在面對變遷的家庭觀念和低度的社會連結，以及如何適應多元價值與信任危機並存的社會等等。

這些當然都是討論懲罰的重要原因，但對於當前台灣社會來說，這種強調社會脈絡的思考，顯然會成為為罪犯開脫的藉口：「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社會沒有欠你什麼！」我想起李茂生教授在島國殺人記事片尾說的話：「這群人平常最不相信司法，但在面對死刑或其他重大案件時卻最相信司法」。歸納一下台灣社會的觀念，無論社會矛盾再怎麼激烈，即便應報主義再怎麼無效，也休想改變治亂世用重典的不二手段；至於復歸和矯治，只是用來妝點台灣社會仍是文明社會的門面而已。

「他們甚麼都演得出來」？

幾年前在空大服務時，曾有機會到監禁重刑犯為主的監獄教書。進去之前，許多人(包括在監獄擔任法警的朋友)都嚴正警告我：千萬不要和受刑人走的太近、千萬不要讓受刑人知道你的個人資料，一旦讓受刑人攀上你，「找你都不會有好康的。」因為我不用搜身，除了金屬探測器之外，可以長驅直入抵達內監，所以受刑人極可能跟你借錢，或者要你幫忙帶信，再或者要你夾帶違禁品，如果你拒絕，要不就是誣告你，要不就是出來後找上你，然後就舉有教化師被毒蟲鉤上的前例：「千萬不要相信那些人渣，為了利用你，他們什麼情節都可以演出來。」

然後，在各種「諄諄善誘」之下，穿過了層層戒護的閘門，見到了眾人口中毫無教化可能的受刑人。根據獄方的說法，這些受刑人之所以來上課，純粹是不想被調離監所，因為如果離開這裡，就會增加親人會面的困難，而只要來上課，至少在學業期間就可以保證不被調走。然後三申五令要我不要跟他們有太多互動，暗示我上課最好就念我的課本，下課時間就回休息室不要跟他們說話，書念不念不是重點，囚情穩定才是關鍵，「鄭老師，不要怪我們不通人情，這其實是在保護你啊！」

但我實在不能只當個讀稿機，即便在老老少少四十幾個大哥面前，我盡量把內容講的有趣，也在有限的空間內和大哥們互動。結果出乎意料的好，大哥們指定接下來的學期都希望繼續上我的課，我笑說為什麼大家願意參與哲學討論，大哥說，「因為你不怕我們。」

「忠告」的影響…

我不怕嗎？！其實我沒那麼勇敢，有次我穿著我們地區救難隊的衣服去上課，一位約六十幾歲的大哥順口問我，「你也住在新店嗎？」「是啊。」我不經意的回答，「是喔，真巧，我也住新店，你在大坪林還是安坑？」大哥像找到同鄉般興奮的接著問。「嗶~嗶~嗶~」這時我腦袋裡的警鈴不自覺的響起，只好胡亂的回說，「喔，在大坪林這邊，但現在都住在外面，已經很久沒有回去了。」以防被繼續追問。

頓時，我為這樣的反應感到羞愧，因為說到底，我仍然沒辦法不受各種「忠告」的影響，對於眼前各個剃平頭喊敬禮的大哥們，就算上下課期間再怎麼趁獄方不注意時和他們有些互動，但始終有條無形的界線分隔彼此。

在監獄教書，我從未幻想著啟迪人心、教化眾生的天真囈語，但我仍然希望能用平常心和他們相處。批改作業時，工整漂亮的字跡只能用驚艷來形容，偶有受刑人在作業卷尾多寫了些想法，說他們其實是蒙冤坐牢，但這麼多年再無奈也得接受；或者有人對當年的錯誤感到深切悔悟；更有人請我幫他查詢某個哲學家的著作與思想，只為了一解他的思考盲點；或者寫卡片給我問候請安並且表達謝意。除了具體問題我可以答覆之外，其他的感嘆我只能回覆說，「您辛苦了。」我常想，如果我這個毫無利害關係的人，可以讓他們說說心底話，應該也算功德一件。

遭沒收的信任感

但是，監獄最可怕的地方是，不僅禁錮了圍牆內受刑人的身體與意志，同時也沒收了圍牆外的信任感。這些互動，這些溝通，出了圍牆之後，全部都會被解讀成別有用心。都說是在博取你的同情，或說是在引誘你踏進圈套，肩膀上的小惡魔不斷打著小天使的臉，說這一切都是戲。

我不是不知道毒蟲為了吸毒，演技可以勝過奧斯卡得主；我也不是不清楚，常業犯總說自己受迫害。我認為，這不是人性本善或本惡的問題，而是面對這些幽微難解的人性難題，難道除了趕盡殺絕零容忍之外，就只能是不堪一擊的溫情主義嗎？

進一步想，台灣這種對於受刑人的絕對不信任，是像大衛‧葛蘭說的晚期現代性的趨勢，或根本只是前現代的應報主義所致。大衛‧葛蘭的分析，是對於高度發展社會的觀察，某個層面來說，台灣也正面臨這些趨勢的衝擊。而這些衝擊早已不是單一的民族國家可以解決，必須靠國際、國家、社會、個體等整體系統的複雜調整以及各自微調才能企及，目前也還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可以模擬。

然而面對這一切，台灣的社會風氣和獄政系統，似乎只停留在前現代社會，完全不理會社會發展的波動，只想用最簡單省力的方式處理。監獄超收嚴重？！那就擠一擠塞一塞，反正受刑人活該沒有人權；矯治功能喪失？！那就對累犯加重刑度，反正他們橫豎回籠；社會問題嚴重，那就誤判錯判也沒人在乎，反正給社會一個交代才是重點。

心情因為凌晨的槍響而沉重無比，腦海中不斷浮現監所內擁擠不堪的惡劣環境，還有在我課堂中笑鬧不斷的大哥們的面孔。我不是在說受刑人的人權和被害者的人權孰輕孰重，也不能立刻肯定這六位受刑人的五點聲明是否句句在理，我只能為了當年腦海中自動啟動的警鈴感到惆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