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扇門：開啟思考國家與人民關係的新社會圖像

韓國2012年的紀錄片《兩扇門》，紀錄2009年首爾龍山地區因都市再開發而被迫遷的居民遭到強行鎮壓的龍山慘案；是年3月28日，台北市政府發動上千名警力驅離數百名聲援者，強制拆除文林苑都更案中具有合法產權的不同意戶王家。觀看韓國曾經發生的悲劇和經驗，回望台灣的都市更新和土地開發，思路卻有著一種開門卻未見山，未明的雲朵幽幽縈繞，有待撥整與爬梳的朦朧境地。

參與居住權、反迫遷運動已經持續數年，也在一次次的擋拆及衝突中，體驗國家暴力的真實。緣於對國家暴力、空間政治的認知，起初對於這部紀錄片敘事的政治性已然有了一定程度的體認；但對於導演的紀錄觀點及其企圖，猶是存疑且帶保留地看待，當然它絕非僅止於新聞片段、當事人證言和檔案資料的剪輯與拼貼而已。

如果對於首爾都市再開發鑲嵌的都市治理及政治經濟背景能有些許認識，大概都能同意這部紀錄片所記敘的龍山慘案，必須放置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脈絡下來檢視關於空間使用權利的鬥爭。化約地來看，如果問題僅止於官商聯合的國家─資本複合機器與人民之間的對立態勢(類似台灣過往威權國家機器和民間社會對壘的形式)，那麼在分析問題、理解問題上的知識負擔將會減輕許多，也讓不滿於現狀的行動者多少尋找到些許情感凝聚的認同和問題根源的踏實感。

然而《兩扇門》要告訴觀者更多，它所要呈顯的已經超越國家和人民敵對的圖像，也不單純將發展主義的惡果歸結於官商合體。片中尤著墨於基層特攻隊員的證言，先不論真偽，也不計較其立身的視角，在特攻隊員口白的多次停頓和沉吟之間，觀者可以確切看見實際執行命令的特攻隊員對於決策毫無置喙之地，看見迂迴的內心掙扎與行動的選擇過程，以及在精良訓練和裝備的堅韌形象底下，對於自身被置放在未知的險境之中的遲疑和徬惶。第一線執法的特攻隊員也許永遠無法理解和認同居民的抵抗行動、訴求及其背後的理據，但身處與居民直接對立的環境，面對來自權力層峰和決策核心層疊施壓的命令，內心是否曾經萌生基於專業或人性考量的抗命念頭？而那位犧牲了的特攻隊員，臨死之前在想些什麼呢？

走出影片敘事，檢視這件首爾龍山地區再開發案件的背景，主軸的確仍是政府基於新自由主義的方針，藉由公權力的推土機，抹平曾經居住於此地的人們生活的痕跡，創造土地的區位和交換價值，將土地作為商品再使其服膺於降低生產成本以吸引投資等新自由主義發展策略；但若再更深層理解此案，會發現當地抵抗居民多為租戶，直接的壓迫者並非政府或財團，而是擁有產權，相信發展美夢的地主和屋主。居住權由產權代換，而經營小本生意的商家的生計同遭連根拔除，此外更無法索回長期租約的高額保證金和權息，幾乎等同砍斷了租戶最後的生路，甚至迭遭地主雇用的用役(保全)恐嚇，如此殘酷現實的壓迫，讓抵抗成為被迫的選擇。

綜上二述，《兩扇門》開啟了一個嶄新而深刻的視角，它開展並引發觀者去思考社會關係和抵抗盤根錯節的關係，以更為細緻的視角檢視慣常的國家和人民分開並對立的圖像，覺察其中個體的多元、複雜和異質性。從龍山慘案的事件本身，觀者可以看見國家機器內部，執行公權力的警察系統中不均的決策和執行權力，而基層警員往往必須承受無論合理與否的上級指令，以及大部分決策失當的後果；而同為當地居民，共享著空間的使用，卻因產權有無導致壓迫的產生和基本權利的戕害，令人不勝唏噓。所謂國家機器或人民從來就不是兩塊鐵板，也不總是截然二分並相互對立，其實在看似鞏固和對立的兩個群體內部，存在著殊異的階級劃分、利益和意識形態，且擁有著紛雜多樣的物質和情感需求，和作為各個行動者不同的立身和踐行。

於是，既然個體之間的多元和獨特性，以及不同的具體需求難以統一和命名，那個慣常看到的單一的國家和人民分開並對立的圖像，其實只是兩種建構的集體身分。然而，思緒開展綿衍至此，發現集體或共同體意識形成之艱難，自為階級及其階級意識如何可能？社會團結和集體行動如何可能？那個我們能否共同生活的追問，既平等又互有差異的生活究竟離當下的台灣社會有多遠？

這是《兩扇門》帶領觀者從巨觀視野梳理社會脈絡，突破既有觀點並勾勒出新的社會圖像之後，可以進一步開展思索與想像的取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