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割喉案為什麼不判死刑

「我們也很慘，但是我們自己，很辛苦地向上爬。我們不會因為自己過不下去，就去殺人。如果不判他死刑，怎麼警惕社會？」這是台南隨機殺童案，被害人家屬在二審開庭時所講的話。被害人方小弟的家裡也不好過，是辛苦生活，努力向上的一般庶民。

曾文欽也是，小時父母離異，國小畢業就當童工，必須養活自己。焊接遊覽車的車體，眼睛因此壞掉，肩膀也因長期負重而習慣性脫臼，還因此免服兵役。12歲開始，就獨自承受這一切的命運，沒有童年，和成人在工廠生活。沒有朋友，養成孤僻的個性。成長的過程中，太多的不利因素，堆疊在一個小孩身上。另一邊，是完全無辜，來不及長大的小孩。法庭裡上映的，是令人不忍卒賭的「弱弱相殘」劇本。媒體所展現的，只是媒體想展現的。

完全責任才完全負責

方小弟的家人說的對，一般庶民，每個人有每個人生活的難處。成長過程艱困，大有人在，也不是每個人都會變成殺人犯。就法官而言，悲慘的童年，只是量刑的因素，並不是絕對的免死金牌。不判曾文欽死刑，是因為他有精神障礙。

這是刑法的根本原理。任何一個人，只有當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起完全的責任，刑法才能夠要求這個人，完全地負責。刑法稱之為「責任能力」，就是(能夠)負責任的能力。有完全的責任能力，就完全負責。有欠缺，就不行。

精神障礙，表示自己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或者，雖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是並不知道是錯的。前者如電影裡很愛演的「雙重分裂人格」，兩個我，一個我不知道另一個我做了什麼。後者的精神狀態如同小孩子，知道打人會讓人受傷，卻不知道這是錯的行為。

曾文欽殺兒童，是明確的事實。剩下只有精神狀態的問題，專家鑑定，判斷他是否有精神障礙。這幾乎就決定了他的生與死。精神鑑定是我國司法向來的痛，因為隔行如隔山，法官、檢察官、律師完全說不上話，只能相信精神鑑定的結果。

鑑定曾文欽是困難的，因為他怕生又孤僻，沒有花費相當的時間，很難建立信任感，鑑定的資訊就會不足。一審的鑑定專家後來承認，只有鑑定一次，時間不到兩個小時，而且，他的防衛心很重，不容易聊出什麼。

當然，這比不上二審，出動了四個專家，總共十三次的晤談。鑑定的資訊量要充足許多，得出有精神障礙的結論，也比較使人信服。倘若，曾文欽有精神障礙的結論是正確的，考驗著法官(也包括考驗著大家)的，就是要不要「依法不判死刑」？縱算他的手段實在殘忍，犯後的態度也非常可惡？這是一個我們自己要回答自己的問題。沒有人可以迴避。

死刑的極限

這個案子，之所以引起矚目、引發氣憤，傷害社會感情。是因為他的殺人動機，竟然是「為了吃牢飯」。被逮捕之後，又公開挑戰法律，嗆聲「反正只殺一、二個人，不會被判死刑」。這個態度與說法，和廢除死刑爭議的結合，就挑動所有人的敏感神經，他也因此成為眾矢之的。

於是，法院要回應社會、安撫傷痕，就要探求當時真正的情形。二審在開庭時，花了不少的功夫，想要還原當時的情境。探究曾文欽為什麼說「只殺一、二個人，不會判死刑」這句話？

事情的前提脈絡是，曾文欽自殺了四次未遂，表示他有想尋死的念頭。小時候常一個人被丟在家裡，因此怕黑、怕生、怕一個人、怕被遺棄。被關在牢裡，對他想要逃避的人生而言，似乎並不是一個好的「解決之道」。為了確保可以死，他原本的計劃，是想要多殺一些人的。只是，才殺完第一個，就嚇到不知所措。

勘驗錄影光碟，發現當天是檢察官已經作完筆錄，用一種比較和緩的口氣在和他聊天。他心理擔心「只殺一人，計劃失敗」，如果沒被判死刑怎麼辦？於是用比較輕蔑的口氣，說殺人動機是「想吃牢飯」。想讓檢察官有反感。

檢察官回他：「想吃牢飯，如果被判死刑，不就吃不到了？」這個時刻，鑑定人觀察細微地指出，他聽到檢察官這句話的反應，是「眼睛一亮」，表示死亡對他而言，才是一種解脫。

這種情況，和鄭捷是很類似的。無差別地殺人，殺死不相干的人，不是因為情殺、仇殺、財殺。不是常見的心理狀態，是為了被判處死刑，求得解脫。我們當然可以嚴厲譴責他們的懦弱與膽小，但是這種心態，同時展現出了死刑的極限，打了死刑會遏止重大犯罪一巴掌。

落實社會防護網

以上，都只是針對曾文欽個人，應該負起什麼樣責任的討論。這也表現了，司法的功能是消極的，也是很有限的，只能針對「已經發生」的事情，做出一些可能連「補救」都算不上的事情。

這個個案給我們的最大震驚是，從家庭到學校，從同儕到社會，曾文欽是危險的，不論是對他自己，或者是對我們的國家社會。但是，他卻一次又一次地，閃避過這一層又一層社會安全網。沒有強迫入學，沒有社會通報，表示一切的保護機制，可能都失靈了。

依曾文欽的精神狀態，與我國監所的醫療現況，被監禁30年，很大的可能性，會腐爛在監所裡。與其花費心力，去爭辯他是否還有走出來再犯的機會，不如聚精會神，檢討我們所最應該擔心的社會防護網。

延伸閱讀：

．曾文欽案法庭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