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死刑犯和法官的心理狀態

「你殺人時，心理在想什麼？」我問。「我忘了。」他回答。「哦……」我若有所思的回應。一陣小沉默。「可是，那個瞬間，影響你一輩子，怎麼可能忘？」這是我心裡真正的想法。實在不太相信他的話。

許久許久之後，相同的問題，再度被聊到。「把人殺死的時候，你心裡在想什麼？」我又問。他回答：「現在的我，不太能理解過去的我。慢慢覺得自己的過去，其實是荒唐之後，也慢慢地不太理解過去的我，到底在想什麼。」接著，他又說：「殺人的那時候，心裡一片空白。事後回想，怎麼也想不起來。」看著他的眼神與說話的表情，以這些年來對他的了解，我相信他講的。只是，還是很難理解，那麼重要的時刻，為什麼會「空白」？怎麼會「忘記」呢？

一片空白的心理狀態

事後，我為我自己心裡的疑問，找了個答案，這可能是一種心理的自我保護機制。他否定了過去的自己，因此，為了要再繼續生活下去，那個最黑暗的部分，在心理上就空白、忘記、被解消了。

就像昏迷，某個程度而言，可能是一種「保護裝置」。因為身體受到重創，或是心理太痛苦，就暫時昏了過去。等身體調整好，可以適應了，再悠悠醒來。心理或許和身體一樣，類似的機制。當然，我不是心理醫生，這只是我的猜想。

我猜想，「那個」時刻，對於死刑犯來說，太沉重。尤其是多年以後，如果已經漸漸否定過去的自己。夜深人靜，面對國家社會，用死刑來宣告，也就是象徵所有和他們有關係的人，對他們最嚴厲的譴責。和他們脫離一切形式的關係。

否定自己，想要生存下去，可能需要一點保護機制。空白是一種保護機制，忘記是一種保護方式。可能，不是他們真的想忘記，只是，怎麼樣也想不起來。尤其是不知道何時可能被執行死刑的不確定感，講的好聽些，常會造就「活在當下」的能力，講的難聽些，也就是「過一天、算一天」。

認真看待公約的「精神」

近來，由最高法院的法官帶頭，還有平常頗受好評的法官，狀似認真，拿著兩公約中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數落著兩公約如何不禁止使用死刑。從法條解釋開始，一路吵到哪個單位才是有權解釋機關；又是正面推論，又是反面解釋。煞有其事。

台灣畢竟是一個有死刑的國家，法官用什麼法律來判人死刑都好，唯獨不應該拿出兩公約來「護航」。問問看世界上，究竟有哪一個人權公約，具有廢除死刑的代表性？所有的人都會回答：兩公約中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

倘若真心誠實認真地看待它：每援引公約乙次，都只會是降低或減少死刑適用，而不是拿來正當化死刑的判決。法條解釋就是要儘量不用死刑。有權解釋機關也是告訴你能不判就不判死刑。正面推論是要廢除死刑，反面解釋是判死刑要極度嚴謹地限縮。這就是公約的精神。

法匠和法律人的差異，一線之間。唯獨是否掌握法律的精神，作出最整體全面的詮釋而已。我們依賴死刑太深，卻毫不自覺。當深到任何問題，都想用死刑來解決時，就已經接近瘋狂。不理性並非必然是錯，有時候人們確實需要非理性來平衡一下生活。只是，國家不能不理性。代表國家的法官，更是如此，不太能是一般「人」。

法官也忘了？

某個程度而言，施行兩公約之後，要求法官接受，從可以判死刑，直線飆到幾乎不能判死刑，幾乎就是要法官否定過去的行為。尤其對於曾經判決死刑又執行的法官，更是情何以堪，幾乎就是在要求他，要由今天的自己，否定昨天的自己。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必定會牽涉到心理最深層的道德因素，不是法律改掉就能改變的。

不管是用什麼形式，國家殺，或是自己下手殺。殺人者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會有心理的壓力。法官的強辯，或許也只是一種心理的保護機制，在揚棄過去的信仰之前，也只能用這種方式保護自己。比較令人難過的是格局，好不容易引進世界級的制度，操作的人，卻總是發出小國的悲鳴。

我們需要的，是願景與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