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改國是無雙會客室】做工的人vs裁判的人

你還記得關廠工人臥軌、國道收費員爬ETC架綁鐵鍊的抗爭事件嗎？面對層出不窮的勞資糾紛，少數挺身抗爭的勞工在上法院尋求司法「主持公道」之前，往往先採取激烈的組織衝撞。這樣的選擇，是否反映勞工對司法普遍不抱期待？做工人處理法律爭議時，究竟會遭遇哪些困境？為什麼會淪為法院裡「永遠的弱勢」呢？

本集「司改國是無雙會客室」，主持人律師柯萱如與桃園地方法院法官孫健智，以及最近成為暢銷作家的工地監工林立青，用試算與實際案例，說明勞工在資源及實力差距懸殊的情況下，上法院與雇主過招的酸甜苦辣，並討論在勞資紛爭越見頻繁的現代社會，是否有必要設置勞動法庭，專責處理勞動案件。

「父母官」給挫敗 低信任高期待？

「工人面對司法，其實有著很矛盾的心情。」林立青認為，許多勞動階級的人，原本可能會將法官想像成「父母官」，以為就算平白吃上官司，上法院之後也能重獲清白；沒想到自身對司法程序不熟悉，可能導致判決結果不盡如人意。一次次與法院交手的挫敗經驗，往往使得工人對法官雖有高期待，卻抱持極低的信任。

其實在司法系統受挫，對勞工而言應是非戰之罪。林立青表示，不少工人每天生存之所繫，全來自於微薄的日薪，如果不慎官司纏身，巨大的時間與金錢成本迎面襲來，許多人沒有能力獨自面對審判，即便飽受剝削與職業傷害，也只好選擇以和解收場。

經手過勞動案件的孫健智感嘆，很多時候，真正弱勢的族群是連如何求助都不清楚。他曾接觸過一個工人，因為擔心負債導致帳戶凍結，寧可打零工賺日薪，也不敢親自詢問銀行帳戶的細節。孫健智坦承，身為一個處理紛爭的客觀第三人，實務上常因為想幫助弱勢族群，產生極大的角色衝突。

除了訴訟程序曠日廢時、成本門檻高，不願意和雇主對簿公堂，也是勞工面對的司法困境之一。柯萱如以勞動部2015年的統計報告為例，勞資爭議人數雖然自2010年開始下降，但同年雇主違規的件數卻明顯增加；另外，2015年受理的勞資爭議案件數超過2.3萬件，最後卻只有1/3進入訴訟程序，其他以調解成立收場的案子，也只有一半。柯萱如指出，比起以司法捍衛自身勞動權益，大部分工人更傾向保全現有工作。

訴訟費用比一比 德日看不到台灣車尾燈？

勞工會做如此抉擇，其實是經濟考量居多。柯萱如指出，台灣的訴訟裁判費金額驚人，以勞工遭雇主不當解雇，請求法院確認僱傭關係的民事訴訟為例，三級三審的裁判費總額超過24萬，遠高於日本的2.4萬和德國的3.8萬。林立青補充，必須是關廠工人、國道自救會等特別案例，勞工與社運團體團結一致，才能撐出和資方談判、周旋、透過司法對抗的本錢，但更多弱勢的工人，連出勤證明都無法取得，又該如何爭取權利？

因經濟壓力而放棄追求自身權益的案例比比皆是。孫健智表示，其實法律扶助基金會設有勞工專案，包含律師費用、裁判費等金額，都可以暫時不用繳納，等訴訟結束後再來計算；不過，大部分使用專案的，是屬社經地位相對較佳的白領勞工，或是大批勞工團結起來組織的抗爭群體；仍有為數不少的弱勢工人完全接收不到這類資訊。

另外，法律文件的晦澀難懂，也是多數勞工難以理解判決內容的主因。尤其人數越來越多的移工，光是審判過程的口譯品質，就常讓人詬病，更別提判決書內容的翻譯，是否可能讓移工完全了解內容。林立青表示，在相關機制沒有建立的情形下，目前判決書內容的翻譯，多半仍是透過仲介處理。但仲介和雇主立場的利害關係，卻可能影響翻譯內容，進而影響移工對於判決結果的理解，以及訴訟的權益。

此外，審理過程也有通譯資源不足的問題。孫健智指出，其實很多法官也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像他就曾接手過一個印尼人的案子，當時通譯名冊上的三個人選，其中兩個隸屬仲介公司，另一個只會講印尼國語，最後在衡量之下，只好請法扶基金會幫忙找翻譯，費用還是公設辯護人自行負擔，可見相關預算的缺乏。

「台灣司法給予工人的相對剝奪感，實在太大了。」林立青感嘆，社經地位高的人，往往擁有更多的資源應付長期的訴訟，例如前立委馮滬祥性侵菲籍看護案，纏訟12年，判刑3年4月定讞，最後卻透過申請保外就醫，僅僅入獄85天。這樣的結果看在勞工眼裡，就會覺得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柯萱如則表示，勞工團體長期力推勞動法院，或是希望有一個勞動審判的特別程序法，專門處理勞資爭議。這也是本次司改國是會議的討論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