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視絕食者的痛苦：一個臨床醫師的反省

在大選喧囂時日，一群人的身影被忽視，他們在造勢場合抗議，可是卻被視為茲擾選舉場合的暴民。他們是國道收費員，一群被政府與財團聯手逼走工作的人，幾天前開始在國道etag門架上絕食。無獨有偶，爭取普選的香港雖然展開大規模的佔中行動，雨傘革命已近兩個月。但港府依舊強硬，學民思潮學生也開始絕食 。我們記憶猶新的是，去年關廠工人在勞委會前的絕食；今年，在三月佔領立院的太陽花學運之後，林義雄先生也在義光教會展開無限期禁食 ，訴求停建核四。

「我們不鼓勵這樣的行為」，似乎是臨床醫師常給出的答案；畢竟終止進食，必然帶來養分的耗竭，與身體機能的衰退。然而一個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於，為什麼絕食者，寧可以自己的生命還換取他們想要的目的呢？身為身為醫療工作者，在思索這個問題時，必須承認這是個痛苦的過程。原因在於，絕食行動和過去傳統上我們所接受的，以延續生命為主的醫學訓練，有某種程度的衝突性。可是，也因為這樣的衝突性，絕食者的行動意義才得以被彰顯。如果以更廣義、整全的觀點來看，生命本身當然不是只有延續生命而已，還包括活著的尊嚴。絕食本身，絕對不是消極的對生命的殘害，而是這其中，有著生命的積極性。

另外一種痛苦在於，絕食者所爭取的，其實是我們每個人也都渴望的價值。而我們在凝視這個痛苦時，我們似乎一時之間無法做什麼。曾經有記者問道，那麼你會支持這樣的行動嗎？我說這已經不是支不支持的問題了。絕食本身是一種意義與行動的召喚，因此重點在於，我們有沒有可能在凝視他人絕食時，思索自己，是否有可能成為另一種參與者？是否有可能，我們也能夠採取任何一種形式的行動？絕食者的身體，和我們的身體，以及整個社會，其實是一體的。絕食者以身體為召喚，而被召喚者也以身體為行動。

有時，有些質疑的提問，會更加逼近倫理上的某些不得不碰觸的界線。例如，例如也有時大家會問，「如果絕食的是你家人呢？你是不是也是支持他們的行動？」這樣的問題的確更難回答，只能說，如果是家人，那麼我們的立場與抉擇當然是更加痛苦的。我們都還記得林義雄先生為停建核四絕食時，林奐均的那封信罷？身為家人，必定是更加掙扎，以及有更難取捨之處。

在林義雄先生禁食期間，醫界出現了一些辯論的聲音，主要是討論是否在他生命危急時可以有醫療的介入。其實世界醫學會對絕食抗議者已有明示應有的作法[註1]，主要強調了尊重絕食者的自主意願。絕食本身的意義在於，用僅存的工具：「身體」，作為抗爭的手段 [註2]。這點，在著名的愛爾蘭共和軍領袖Bobby Sands抗議英國政府長久的欺壓，在獄中絕食行動，發揮到了極致。回顧歷史，從我們熟悉的印度勝雄甘地訴求抗議不義的殖民政權，到今天各國各樣社運場合，都持續見到絕食作為一種手段，這些行動其實大多都是有訴求、有組織的。

台灣的新聞處理上，有一種荒謬性，亦即把絕食抗議的新聞處理為自殺的報導，甚至在文後還附上「自殺不能解決問題」的「安心專線」，這種把抗爭行動扣上心理衛生的標籤，實在是一種不衛生的作法。誠然，在台灣或華人社會，有些倫常觀念也與身體自主對立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孝道之說，也牽動著我們對身體行動的看法。然而這個社會持續更新變化，例如生產過程的改變到身體的異化，究竟我們的身體是屬於誰的，也就相形複雜。那種心理衛生式的關懷，做為一種國家主義的家長思維，往往也掩蓋了現代社會中被各種權力剝奪的基本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