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具體求刑行不行？

沒有意外，鄭捷被起訴，四個殺人既遂罪。擦槍走火的劇情是，新北地檢召開記者會，聲明稿似乎有兩個版本，原來的沒有求刑，更正後的版本，「符合」外界期待，具體求處死刑。

這個插曲，意外引發檢察官能不能具體求刑的爭議，即將卸任的監察委員李復甸，期期以為不可，以檢協會為代表的檢察官們，認為法律並無明文禁止，是監察委員管太多。

法無明文回歸原則

以當代法理學家德沃金的話來說，法律其實有兩個部份，有明文訂定的是規則，只有適用與否的問題，沒有明文規定的話，就要回歸「原則」去探究。原則，不是「全有或全無」的適用或不適用，而是「利弊衡量」的權衡。

具體求刑有什麼好處？檢察官們似乎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最強的主張，認為這是檢察官的「求刑權」，指明被告應受法院裁判之刑度，是檢察官對法院的「正當意思表示」。法律沒有禁止，也行之有年，檢察官沒有違反無罪推定，因為法官審判時可以獨立量刑，不會受到拘束。

反之，具體求刑什麼壞處呢？李復甸委員講得很清楚：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前，被告受無罪推定原則的保護，於是，不能先論斷被告有罪而具體求刑。此外，具體求刑，容易形成社會的預斷，並對法官造成壓力；如果判決結果與檢察官求刑有落差，更容易導致民眾對司法制度不信任。

純就理論而言，上開說法都不無道理，甚至，要說檢察官求刑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可能都有點牽強，畢竟，檢察官起訴都起訴了，撇開其它的動機或緣故，本來就是認為被告有罪呀！

為何求刑追根究底

要問的是，檢察官非得在「起訴時」就求刑嗎？明明量刑就是在論罪之後的程序，檢察官要「給法院建議」，不能等到罪名確立了之後再給嗎？何況，參照刑事訴訟法第288條，要求法院先調查證據、然後訊問被告、最後才是調查科刑資料，檢察官又不是不能在法官準備要科刑時，再具體表示「求刑的意思表示」。

深究刑訴288條，是希望法官好好審查證據、辨明事實，不要先調查被告的科刑資料，以免產生「預斷」。試問，倘若法官必須如此，以避免先入為主的偏見，檢察官動輒漫天喊價的求刑，不會讓整個社會陷入集體的偏見？不會限縮了法官的量刑空間？就算沒違法，檢察官憑什麼完全不用考量這個可能的危害？

尤其，法律的解釋，不能脫離台灣的社會脈絡。多數的台灣人，搞不清楚檢察官和法官，弄不懂求刑或判刑，分辨不了偵查庭與審判庭。在這些前提之下，起訴幾乎就是有罪，求刑等同於判刑，追根究底，檢察官變成最有影響力的人。

正是因為這個道理，高舉「法律無明文禁止」的大旗，具體求刑的檢察官，在意自己權力與影響力受到折損，更甚於人民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也不在乎要多給法官一點量刑調查與判斷空間。寧可像在菜市場買菜，先把價格喊高，彰顯自己的「正義感」，合理不合理，他人痛苦不痛苦，不在考量之列。

實情是不受監督為所欲為

更能夠看出檢察官這種恣意獨大心態的，根本不是「能不能具體求刑」的問題，而是，檢察官「想就想」、「不想就不想」具體求刑的問題。猶記得在2013年3月27日，面對媒體質疑「李朝卿涉貪起訴，未具體求刑」，法務部煞有其事發佈新聞稿，拿著糾正案當擋箭牌，意思是：「這是監察委員的要求」。

實則，法務部早在2012年7月3日發函，要求檢察官要「儘量」在「審理階段」才求刑，而非「起訴時」就早早「具體求刑」。2013年3月19日，令函的口氣更強烈，要求各檢察機關，依通常程序起訴之案件，「不得」再為具體求刑。檢察官雖然聲稱「依法」，顯然不把內部的行政規則放在眼裡，「想求就求、不想求就不求」。

由此可見，檢察官除了根本不甩監察院的糾正案外，連檢察長會議的決議、法務部的令函，也是虛應一下故事。法務部放任、檢察長睜眼閉眼，讓檢察官面對高官顯貴時，備至呵護，面對升斗小民時，狀似嫉惡如仇，實則窮凶惡極。身為執法者，隨意選擇法律以適用，面對質疑時，恣意彎曲解釋以卸責，這才是最令人痛恨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