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啟示錄】抹除邊界（下）

新界。銀座。嘉湖海逸。

這三組名詞並非散置世界地圖的不同角落，而是坐落在香港這座浮城。從高矗樓房空隙望出的田野魚塭是新界的原形，銀座則是歷史的象徵，現實的過渡。新界在二戰時期曾被日軍佔領，後於中國一九四九大撤退前接收大批難民潮。一九九二年，從廣東逃難來港致富的香港富豪李嘉誠，在港府於新界元朗天水圍打造的新市鎮建立「嘉湖山莊」、置「有樂町」與「日比谷」商場。僅在新界遊走的輕鐵於一九九八年通車，二〇〇三年，路線延伸至天水圍，車站順著日比谷商場的想望，命名「銀座」。儘管繁榮在時間的推移中曾經衰敗，李嘉誠不怕。有樂町和日比谷更名「置富嘉湖」，嘉湖海逸成為該區最大的觀光飯店，中國遊客為主力。在邊界置富而致富，幾是香港的發展史。


「這個戲碼確實不斷重複。」二十六日晚間，拜訪議員失利的社會運動者朱凱迪，全身無力地攤在客廳地上說：「菜園村是，現在東北也是。不同於台灣的城鄉政治非常清楚，香港並沒有所謂的城鄉政治，我們有的，只有『新界的政治』。」

新界，香港極為特殊的所在。從這幾年的社會爭議來看，它的特別在於新界有多處香港僅存的農業綠帶。但在這土地上生長的不只食物，還有公屋乃至於華廈。而這幾組物質的共存，其實反映了香港的殖民史。

城中之城

六月二十二日，長期記錄菜園村的紀錄片導演Benny領我穿越新界粉嶺聯合墟的社區高樓，準備穿越一道馬路。抬眼一望，景色丕變，眼前雖有鐵網，但綠意與天際皆未受到真正的切割。和Benny走進一條小徑後，便是農民袁易天居住的馬屎埔。袁易天身材精瘦，頭髮及肩，看見我們，點了個頭說「給我五分鐘」，旋即轉向其他人說明農事。雨滴答滴答地下，袁易天沒有費事擦揩，動作熟練地攪動著堆肥的桶子。若不是Benny透露，很難想像袁易天唸的是比較文學、當過管理階層、編輯，甚至，他還出了幾本書。

「袁易天在鄉村生活已經二十年了。」Benny會和袁易天認識，源於大學時期想學種田，那時候，香港的農業正是衰敗期，袁易天卻拋下一切，退去人人想望的公屋，回到新界當個農夫。不是為了偉大崇高的理想，而是性格孤僻，以及童年記憶使然。「除此之外，以前我幾乎每年換工作，因為那些工作一下子就沒有新的內容可以學習，但農業不會。」

馬屎埔是東北三個村落中最早站出來抵抗的，其中重要關鍵人物，就是袁易天。強迫做與自己性格悖反的事原因無他：「小時候，我家被徵收過一次。」彼時香港政府欲興建沙田與元朗間的高速公路，袁家從此離農。

不同於台灣的土地以私有居多，香港近九成土地是官地（government land，殖民時期則稱Crown land），至於新界則例外地有私有土地，港人普遍稱擁有者為「原居民」。新界因此有「城中之城」的稱號。將被開發的粉嶺北馬屎埔、坪輋打鼓嶺及新界古洞北，僅古洞北不是原居民。袁易天解釋，英國正式接管新界時，當地地主因前景不明，部分受到長期掌握貿易的買辦煽動，認為「英國人來將什麼都沒有，不如將地賣給買辦拿現金」，其他人則與英國政府於一八九九年發生「新界六日之戰」。

朱凱迪補充，英國顧慮到若不安撫地主，解放軍可能因此解放香港，因此給予新界地主半年時間，只要能提出證據，便為原居民，得以保留土地，其他土地則收歸國有。宗族封建體制因此在香港新界凍結。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大批中國人逃到九龍半島避難，一九五〇年，香港已經有超過三百萬名中國人，因當時缺乏城市規劃概念，城市無法負荷，英國政府便要求這些人移動至新界，可選擇向政府或是原居民租地以發展農業。

當政治介入農業

缺乏土地擁有權，真正以農維生者一旦遭遇徵收，多半只得地上物的補償。當時袁易天的母親便因此茶飯不思。「地上物補償的多寡和種的作物有關。菜賤。果樹收成則要多年。但政府只說要收地，沒有明確時間，農民根本不知道該種什麼好。 」過去土地尚多，被徵收者可被安排住居，但到菜園村時期，沒有抗爭，居民可能無法建立新村，之後的開發，幾乎只剩地上物微薄補償的末路。

為了發展剷平農業，幾是持資本主義國家的必經路途。其中香港執行的遠比其他地方徹底，「但一九五〇至一九八〇年時，英國政府其實相當重視農業。」袁易天表示，當政治不和諧，就必須維持糧食自給率。一九四九年時，英國就打通和泰國的市場以進口泰國米。

六、七〇年代交界，是香港農業的高峰期。「因為廣東的農業技術很強，逃難來香港，就帶著技術來。十幾年過去，使新界農民的農耕技術相對成熟，且產能豐富。」袁易天指出，過去香港除卻米食，糧食自給率高達六成。其中海魚自給率是百分之百。除了自給，也發展出食的文化與特產，如元朗的馬頭魚，絲苗米、馬屎埔的芹菜、白蔥，打鼓嶺的苦瓜。「但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後，一切都變了。」

主導改革的中國領導者鄧小平上任，取消大陸開放蔬果的配額，由於香港在英國統治下被打造成免關稅的自由貿易區，中國的蔬果因此大量傾銷，破壞香港原先建立的合作經濟，進一步毀滅農業復興的可能。

袁易天說明，八〇年代前，香港在各地都有農產品產銷班，農民與通路的關係暢通而穩定，若整體收入有一百元，其中僅需支付二十元作為運輸及產銷班的管理費。「當時港英政府規定，所有的農產品都必須走這條路線，所以中國農產品開放，其實不合法。」但當時英國政府已知道香港的回歸命運，政治關係鬆動，農業政策開始退縮，「方法就是讓不合法的就地合法。」從此，中國農產品也可進到產銷班、變成「本土農產」，時值產業轉型，新界農民也不再眷戀，轉往深圳投資。數十年過去，深圳也沒有多餘的土地供農耕使用，投資者深入內陸，如今香港的蔬菜，可遠從遼寧送來。

全球化的大浪

當新界農業逐漸萎縮，原以自由貿易為工業發展主力的續航力也不佳。香港中文大學地理及資源學系副教授姚松炎表示，香港和其他城市最不同之處，在於地理疆界的侷限。「地太小，產業不能擴張，只能替代。」三〇年代香港還有二十％的農地，英國統治後帶入資本實施工業化，如荃灣一帶逐漸變成工業區。七〇年代，全球大資本都在尋找低工資的加工基地，香港搭上「國際化」熱潮，農業完全被替代。值此同時，美國在一九七一年單方面取消黃金本位制度，導致通貨膨脹，「沒有黃金做平衡，投資者便得尋找其他保值的項目，那就是土地。」八〇年代，香港人工飆高、產業增值變低，又遭遇九七回歸議題，資本瘋狂外移，「香港當時幾乎呈真空狀態，加上代工作了三十幾年，產業完全沒辦法轉型，房地產因此成為發展重點。」

地產霸權崛起

姚松炎解釋，香港能急速發展地產，在於港英政府透過掌握九成土地、與財團合作的方式來建設香港，以達到殖民地財務自主的方針。「比如過海隧道，都不是政府出錢，而是把土地權撥給財團，讓它經營五十年。」長年下來，政府與資本間的勾結愈來愈深。

為了炒作，必須創造需求，香港政府其中一個策略，便是公屋供應量不足。據姚松炎統計，香港的空居率僅有四％左右。「然而，我們不能以公屋夠不夠作為開發前提，因為『優惠』的東西永遠不夠，應該正視的是『為何要靠公屋才能讓港人安居』？正常的市場根本就不可能這樣！」姚松炎直指，許多人以為公屋政策很好，但香港政府根本沒錢蓋公屋，「公屋也是PPP（公用事業市場化），資本家往往會出兩批公屋，一批租，一批賣，你買一間公屋的錢，可以蓋三間租的公屋。」



誰是「香港人」？

一直以來，香港都有反地產霸權的反思與傳統，這條理路，卻在回歸後出現某種斷裂。同樣受到壓迫，港人並未反對「英國」資本，如今為何厭惡中資？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直指：這和港人缺乏地方感有關。

陳劍青說，以前根本沒有「香港人」的概念，直至一九六七年六七暴動。當時英國考慮八〇年代與中共談判的前途問題，開始由上而下推動香港第一波民主化。「英國政府的身份認同捏塑方式，是『你住在這裡，這裡就是你的家』、『香港進步、中國落後』，同時透過打造新市鎮（英國稱「贏取民心計劃」）、建公屋與居屋的方式，塑造認同自由化、資本主義，便能向上流動的意向。」

資本無國族

香港人在這樣的價值驅動下，只想固守自己的房產與財富，相信自由化，讓港人懼怕中國政權，造成回歸前的香港動盪。實際回歸後，又受到貿易夥伴易主的影響，房價進一步飆升，迄今難以解決。姚松炎說明，一九八七年時，港幣大貶，港英政府決定港幣與美元掛鉤，房地產利率從此與美元同步。中國崛起前，貨幣掛鉤不成問題，「但九〇年代以後，香港的貿易夥伴變成中國，也就是通膨跟中國，利率看美國，房價會否波動，只能靠運氣。至今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香港勢必還要在美元與人民幣的拉扯中動盪！」

一九九六年，中國也步入負利率時代，房地產市場抬頭；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三年，香港新的產業建設如數碼港，全數失敗。加上SARS爆發、中國推動二十三條立法，埋下反中種因。朱凱迪說，二〇一〇年，菜園村開發的政商壟斷，與後續設立國民教育科爭議，終於打破港人認為自己擁有專業人才與資本現代化的優勢，只要透過努力，就可讓中國民主化的過度樂觀。

在突然遭受衝擊的情況下，香港內部的政治版圖開始變動，反中情緒萌芽，港人開始區分中資與港資。「但事實上，香港所謂的好資本，也是跟中國緊緊扣連的，只是程度分別。」朱凱迪說，港人普遍認為香港四大地產商中，李嘉誠相對不受中國影響，「但李嘉誠正是《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人。他們早在八〇年代就把手伸進（中國掌控香港的向度）去了。」

「我們應該理解一件事：香港的原型，就是買辦。」陳劍青說，從港英時期至今，香港都在賺「快錢」，自由市場的邏輯，確實會將香港的發展導向中國化。若佔領中環，可被視為「香港本土化」的運動，「我們應該要問，該如何脫離這種情況。」而實踐的第一步，是重新認識土地。

反高鐵事件後，朱凱迪移居至菜園村，不少年輕人也走入農村學種田，不是天真認為香港可退回以農業為主的時代，而是現實條件上，維持香港本土農業有其必要。袁易天強調，香港若將自己視為中國的一部份，而放棄維持糧食自給率就大錯特錯。

「事實上，中國幾個大城市都有自己的自給率。中國人均擁有的土地是2.5畝，不足以養活一家人。四年前中國大雪，蔬菜斷，香港的糧價飆漲，上海沒事。因為它有三成糧食自給率，如今進一步提高到六成。就連東莞這樣的工業城也投資農業，為得就是確保糧食自給。」袁易天認為，農業需要空間，都市發展也需要空間，空間的競合正與房地產衝突，「這個衝突正好可以讓我們重新去想像跟對話：可能性究竟在哪裡。」

七一遊行，許多台灣NGOs飛至香港聲援，三月佔領運動的領袖陳為廷、林飛帆、黃國昌等人，也嘗試以港簽入境遭拒。後陳為廷持台胞證入境遭遣返，加上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爆發衝突，台灣的仇中意識再度高漲。台灣與香港，不約而同對重建邊界愈發急切。儘管香港與台灣政治情勢不同，但由新界東北爭議回望，仍可窺見台灣被不同時期殖民統治的政經殘影。重建總由崩解開始。由此理解邊界的抹除，也許將能穿透焦慮。（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