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無殼蝸牛抗炒房　巢運號召夜宿仁愛路

無殼蝸牛運動屆滿二十五周年，當年的年輕世代為抗議不斷高漲的房價，紛紛走上街頭，創下五萬人夜宿忠孝東路的紀錄。然而，25年過去了，據統計，台北市房價已經從每坪20萬上下，飆升到每坪86萬，但同時年輕族群的薪資及就業環境卻越來越嚴苛、倒退。為抗議不合理的超高房價，許多團體聯合發起巢運行動，將在10月4號夜宿台北市最貴路段-仁愛路。

有人批評，房地產是市場自主的合理結果，年輕人買不起房子是因為太過草莓、個人競爭力不足，真是如此嗎？在青貧族即使不吃不喝一年，都買不起一坪房子的世代，人民基本的居住權益在哪裡？國家住宅政策的規劃又在哪裡？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將帶您深入探討！

管：與25年前的無殼蝸牛運動相當有關連的｢巢運｣最近召開了記者會，宣布未來的一系列行動，能不能請秉怡先介紹一下當年的無殼蝸牛運動的背景？

呂：無殼蝸牛運動興起的背景同樣是因為房價以驚人的速度飆漲，加上正好處在解嚴初期、台灣社會力解放的年代，這時由一群國小教師發起的無住屋者運動透過幽默、柔性的策略來諷刺高房價，激起了社會相當大的迴響，也創下當年超過五萬人夜宿忠孝東路的紀錄。

管：這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有促使政府及房價市場任何的改變嗎？

呂：其實並沒有。在80、90年代，台灣政府仍屬於剛性的國家機器，即便有五萬人上街頭，政府仍透過一些形式上的回應就將運動的能量壓制下來。一到了2010年由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崔媽媽基金會這些社會團體持續推動社會住宅的倡議運動，國家的住宅政策才開始逐漸改變。

管：1980年代中期，台灣政府所信奉的新自由主義是不是同樣影響了住宅政策？

呂：的確，在推動住宅政策改革的過程中，我們面臨了兩個相當大的阻礙，首先就是管老師所提到的新自由主義概念，它強調住宅問題也同樣能透過萬能的市場機能來解決；第二個阻礙就是傳統華人文化當中有土斯有財的價值觀，這兩項意識型態都讓住宅改革運動面臨相當大的困難。

管：該如何提出不同的觀點來對抗這兩種意識型態呢？

呂：就以健保為例，台灣的健保制度讓大家體認到健康是一種基本人權，即便是弱勢者也能夠享有最基本的醫療權利。同樣地，居住也是一種最基本的人權，國家應該保障每個人都有基礎的居住權利，所以像社會住宅、租屋補貼這類政策就是政府應該要提供的福利措施，而較有能力的人仍然可以在市場上選擇豪宅。

管：跟25年前比起來，現今台灣的住宅政策或房屋市場上有甚麼變化？

呂：主要有三點，第一點是房價持續上漲，以台北市為例，平均房價就從25年前的27萬漲到了現在的86萬；其次就是台灣年輕人的平均薪資所得不斷惡化，甚至倒退到17年前的水準，低薪而高房價的情況讓年輕人幾乎看不到希望；最後一點就是台灣政府的財源稅收面臨極大的困境，這讓國家官僚沒有能力推動任何公共政策的改革。

管：但是政府似乎一直有要打房的意圖，但為甚麼房價一直壓抑不下來？

呂：政府的打房政策事實上都是採用散彈打鳥、治標不治本的手段，如果要作有系統的打房行動，整體稅制的改革絕對不可缺少，但這一方面的改革除了門檻極高，更會擋人財路，自然會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彈。除了稅制，社會住宅的規劃是有逐漸推動的可行性，近年來每到選舉，社會住宅也變成是一個重要議題，但總的來說，政府的住宅政策大部分仍是缺少整體性的思考。

管：所以台灣政府都沒有針對炒作房屋的建商或仲介進行相關的法律規範嗎？

呂：以國外經驗來看，完整的不動產稅制改革應該包括持有稅及交易利得稅這兩大類，如果這兩大項目能夠管控好的話，應該就能有效地達到抑制房價的效果，但台灣的不動產稅制相當混亂、名目眾多，像空屋稅、奢侈稅等等，造成了該課的稅收不到。稅制方面的改革比較是屬於中央政府的問題，而像社會住宅、租金補貼等等的福利政策就是屬於地方政府的改革，這兩者都是我們持續希望推動的目標。

管：能不能告訴我們社會住宅的具體作法跟目標為何？

呂：社會住宅的基本定義是由政府興辦只租不售的公共住宅，優先提供給弱勢者，而在世界各國都有不同的配套措施，像是結合民間企業或NGO等等。但無論如何，社會住宅作為一種協助弱勢者的福利政策，其公共性質相當強烈，它不像高鐵或是E-TAG那樣有利可圖，因此政府當然不能完全交由BOT廠商去經營，相反地，政府應持續提供經費或行政支持來協助社會住宅的規劃，國家的角色責無旁貸。

管：巢運的另一訴求是擴大租屋市場，這方面該如何推動呢？

呂：租房是購屋以外的一個居住權替代方案，但台灣的租屋市場比例僅佔10.9%，而且常常存在租約、居住品質等等的問題。事實上，以歐美國家的住宅發展經驗來看，購屋、租屋、公共住宅三者的比例應達到一定的結構平衡，我們希望能將公共住宅及租屋市場的比例拉高，並抑制購屋市場，透過這三者的改變來確保人民的基本居住權。我們也希望社會大眾能站出來支持巢運的行動，這樣才會有更多的籌碼來要求政府提出良好的住宅政策，保障人民的居住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