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不服從？】318佔國會 司法怎麼辦(上)

318太陽花學運佔領議場以及後續衍生的佔領行政院、路過中正一等行動，除了讓服貿議題快速的在台灣社會延燒，引起討論。另一方面，也讓「公民不服從」甚至「抵抗權」這樣的概念，在台灣社會被看見與討論。究竟這些行動是不是「公民不服從」或「抵抗權」？司法要怎麼評價這樣的行為？各個面向的討論，正在持續在發酵。

為了釐清並了解「公民不服從」在這次運動中的角色，以及其操作的界限與憲法意涵，台大法律學院、台灣法學雜誌共同主辦了這場討論「公民不服從」(抵抗權) 啟動時機與界限的研討會，邀請法學教授、律師、法官、檢察官等法界人士，從各自的角度與理解，共同解析318進駐國會議場事件。

●主持人
許玉秀（前司法院大法官）

●與談來賓
尤伯祥（義謙法律事務所律師）
李惠宗（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李艾倫（法律扶助基金會專職律師）
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胡博硯（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陳鋕銘（高雄地檢署檢察官）
蔡聖偉（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錢建榮（桃園地院法官）
謝煜偉（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顏厥安（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以下是這場研討會與談者的發言摘要。

顏厥安｜台大法律系教授

我要強調，這個不單單只是學生運動，很多公民都參與其中，包含我。而針對這個問題，包含民主抵抗與不服從的差異，我要提出三點看法。

第一，我們很難想像要如何追訴參與者的法律責任？舉例而言，難道我們要說一直在現場的立委是幫助犯嗎？

第二，當積極社會正義的前提不存在時，人民就該行使抵抗權。

最後，民主抵抗對抗的是結構性問題而非單一問題。佔領運動不單只針對服貿，而是台灣遭遇民主問題。我認為如果公民不服從是針對單一病症的一帖藥方，那民主抵抗要解決的問題是更廣泛的。

李惠宗｜中興大學法律系教授

我想先從兩個層次談起：第一，作對的事情；第二，把事情做對。

貿易自由化是一個無法抵抗的浪潮，所以自由化是前者。但在過程中應該要重視開放對於產業的影響，這是後者。

一下子開放這麼多的產業，我們無法控制大陸大量資金的衝擊，我對此感到擔憂。

接著談到抵抗權。從抵抗權的角度來看，進入立法院這件事是一個傷害較小的方式，也就是公民不服從。

我認為國家公權力對於手無寸鐵的學生使用棍棒、起訴的方式，不願意去理解訴求，如此行為就只是將學生視為土芥。

林佳和｜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

首先，任何行為都要討論他的背景，而非去脈絡化。我認為造成這次的事件的原因是民主失靈。肇因於如同德國授權法案一樣的狀況，法律制定與執行者相同，這個情形我稱之為共和崩解。不過我感到慶幸的是有318事件，行使不服從。

不服從的最大公約數在於故意違法，建立在特定原則上的抗議行為，目的是改變、防堵甚至於推動特定的法律或政治措施。

同時，不服從亦包含四大要素：基於良心之行為、不要求免除刑罰、自主與理性的表現、忠於憲法。

蔡聖偉｜臺北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我們在討論一個行為是否犯罪，我們要先討論他觸犯哪一條罪？該當何罪？表象看起來是妨礙公務、侵入建物或強制罪？

我想談以下三個面向：

抵抗權：我們可以視為我們幫憲法行使防衛權。守憲要有防衛避難的情狀與手段的選擇。但由與可能會對於系下位階的法律造成影響，所以確認已經對於憲法造成危害與是最後的一個不得不的方式。

公民不服從：被視為是一個較小的抵抗權，因為是針對個別的不法決定。透過抗爭或是有犯罪表象的方式影響法律或政策的修改，例如臥軌。

良心犯：如果國家引起一個憲政秩序被攻擊的表象，那就不該由從事抵抗的人民去承擔錯誤的風險。

謝煜偉｜台大法律系助理教授

抵抗權在德國憲法中是明文規定的，引用上並沒有問題的。然而，日本憲法則沒有明文規定，但實務上是否有引用？有的，案例也不少。

討論「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並且權衡基本權跟公益的高低，須考量公民不服從具有「最後手段性」的問題，因此要件上的審查，很接近德國的做法。由此可知，法性與正當性的認定是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