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秤拾遺】死刑犯槍決後的疑惑

你問我他們的故事真或假，我們這麼做對還錯？我不是神，沒辦法給你正確答案。我只能說：證據和事實矛盾，無法超越合理懷疑；生命淪為工具，死活取決民調。

這些註定灰色的故事，發生在生與死之間，在黑與白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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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6日星期三，我踏進雪谷南榕事務所。左邊牆上掛了一個匾額，「護法行仁　洪吉端、胡世和、洪慈庸仝敬賀」。敬賀下方的牆角靜靜地壓著兩箱卷宗，蓋子上草草寫著「劉炎國」三個字。

邱顯智律師說：「這兩箱你有閒要多看看。」於是冤獄這兩個字走進了我的意識裡。

其實劉炎國的故事很簡單。十七年前，他和吳李仁、黃生土三人共謀，由黃生土把風，劉炎國和吳李仁各拿把槍衝進一間家庭賭場搶劫。他們喝令客廳裡四名正在打牌的被害人不要動之後，吳李仁便持槍跑上樓，劉炎國留在一樓控制場面。其中一名賭客抬頭看了劉炎國一眼，劉炎國不悅，拿起身旁的小凳子扔了過去，賭客搶下凳子便衝向劉炎國，劉炎國就對他的腹部開了一槍，中槍的賭客往旁一歪，被另外一位賭客扶住，晃了晃，又衝過來，劉炎國再開了一槍。這時吳李仁押了兩名被害人下樓，剛好遇上從廁所出來的女屋主。吳李仁看到女屋主身上的皮包，便動手行搶，拉扯間一聲槍響，女屋主就倒下了。

故事很簡單，但卻發回更審七次，總計十七審六十四位法官，全案一百零八宗卷。迷離的是：誰殺了女屋主？

劉炎國殺了賭客沒人異議，但誰殺了女屋主卻眾說紛紜。屋主的女兒一口咬定胖子（吳李仁）殺了媽媽；爸爸在警詢筆錄中卻說是瘦的（劉炎國）殺了老婆，後來又稱筆錄記錯了，是胖子殺的；和屋主的女兒一起被壓下樓的證人，警詢時沒有被問到是誰殺了女屋主，後來指認吳李仁開了槍；剩下兩位證人，其中一位先說是劉炎國開的槍，後來又說是小胖；另一位指認了劉炎國後，更審時改口說並不清楚是誰開的槍。法院的心證也隨著證人的證詞搖擺。一審直至更二審，法院都認定是劉炎國殺了屋主，但更三審時，法院採納法醫研究所的鑑定報告，改認係吳李仁開了槍，接著更四、五、六審都作出相同判斷，直到更七審，憑著其中兩位證人在二審到庭作證時畫出的位置圖、彈道鑑定以及兩份鑑定書的意見，認定是劉炎國殺了女屋主，死刑；吳李仁則與他案併定執行刑二十年。

人究竟是誰殺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有：其中一份鑑定書，判斷現場的三顆子彈應該是從同一把手槍射出來的。但總共射了幾槍？更審曾認定有五槍之多，但最後一次事實審認為只開了三槍；兩位證人當庭畫出的位置圖中，吳李仁和女屋主隔了至少兩三公尺，似乎不像是正在搶包包的距離，而劃出位置圖的兩位證人更同聲指認是吳李仁開的槍；鑑定書說明了怎麼從槍創判斷開槍距離，卻特別指出如果有衣服阻擋，會導致槍創型態的誤判，除非同時檢驗衣服，否則沒辦法正確判斷－－遺憾的是，相驗時並沒有就衣物上的火藥殘留進行採樣。彈道鑑定更是在事發十二年後，房屋已經轉手並重新裝潢後才作成的。所以，你問我是誰殺了女屋主？我真的不知道。我沒辦法超越這些證據帶給我的合理懷疑，那麼，無罪推定下，我似乎只能暫時推定被告並沒有殺了女屋主，並將疑問留到下一次更審（如果有機會）試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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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星期二上午，新任檢察總長的人事案剛在立法院通過，羅秉成律師預計在下午兩點召開「即刻救援鄭性澤」記者會，我則和邱律師到台中看守所。邱律師律見了劉炎國，討論非常上訴的事情。我循著接見程序，第一次和鄭性澤見面，聊了十來分鐘。我們聊司法，聊他的不平，聊這些堅信實體與程序正義的人帶給他的鼓勵，還有新任檢察總長上台可能帶來的渺小平反希望。十一點半左右，接見窗口的鐵捲門緩緩放了下來，鄭性澤笑著說了聲再見。接見結束。

走出接見室，陽光有點刺眼。我站在樹下，想像著如果我是法官，會怎麼看鄭性澤和劉炎國。

看守所的大門閃出一個微胖的身影，邱律師也律見結束了。

「O～K～。」他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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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又要執行死刑了？」下午四點多，邱律師的聲音穿過辦公室隔間。我上網看了一下，原來法務部又透過媒體放出風聲。於是我們趕忙傳真非常上訴狀到法務部、最高檢還有台中高分院檢察署。四點四十一分，傳真完畢，焦慮的等待開始。這段期間裡，杜氏兄弟、劉炎國都被網友點名執行，但究竟是不是傳聞也不能證實。直到六點半，事務所的電話響起：「劉炎國已經被執行了。」

不到兩個小時，法務部指定的代理檢察總長駁回了非常上訴的請求。隔天早上，我們收到了最高檢雙掛號的限時專送。這封信趕在前一天晚上七點前寄出，正本還不忘要寄給劉炎國，只是，永遠都送達不到他手上了。

劉炎國該死嗎？如果用質樸的應報情緒，至少殺了一個人而且前科累累的他似乎死有餘辜。但他真的沒有再教化、再復歸社會的可能性了嗎？殺了他，就能夠遏止別人犯罪嗎？這些問題，判決沒有判斷，法律僅僅推定。而最後，劉炎國和律師團的質疑，在最高檢一句話和法務部的一聲令下，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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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號，律師基礎訓練的開訓典禮，羅瑩雪到場致詞。她多次期許準律師要以保障人權為己任。在她第二次說到保障人權的時候，我想到被她認定背負兩條人命、一心求死，但事實上卻尋求律師協助，為不是他犯的案件不平的劉炎國；僅憑中國公安局提供的筆錄、照片和報告，就被認定在中國殺死五個人的杜明雄、杜明郎。我想到判決的種種疑點、無罪推定、證據審判、最後手段等等原則，還有死刑執行和重大政治問題時間上的巧合。她，或者說我們，真的是在追求人權正義，或者只是將死刑犯的身體當作是最純粹的手段，操弄著人權正義的語彙價值？就算死刑真的有必要，刑事訴追程序是否又能精準無誤地將罪大惡極、有必要永遠與社會隔離的被告，送上斷頭台呢？我們真的能忍受已經握有壓倒性權力卻時常出錯的國家，掌握生與死的權力嗎？

在我眼中，生與死，黑與白，不再那麼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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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暫時畫下一個暗紅色的逗點，但還沒結束。我們已經有王迎先、江國慶和蘇建和，邱和順、鄭性澤與王淇政的故事還在繼續，還有很多很多，我們不知道的邱和順、鄭性澤和王淇政故事，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

曾威凱律師說，這是他沒對邱顯智律師說出口的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