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羈押張德正的「依法審判」之外

張德正衝撞總統府，是否該被羈押？法律要件已多所討論，具體來說就是：骨折是否有能力逃亡，而能以「逃亡羈押」？就算選擇凌晨人群較少時衝撞，是否仍有殺人故意，而能以殺人未遂來「重罪羈押」？以及，就算構成殺人未遂，但是否有「再犯之虞」，以致於應該要「預防性羈押」？其它的想法，通常會被排除在外，以彰顯法律的「理性」。

尤其，我國的司法，高度重視「形式」，並以「依法審判」為依歸，其它法律要件以外之不相干事由，被極度排除在討論之列。其實，這就是當代法理學「法律」與「道德」應否混為一談的典型爭論。早期認為，法律以外的道德或倫理判斷，應該被排除在法律的適用之外，現在逐漸認為，排除在外的說法，不過是掩耳盜鈴，社會事實有其脈絡，法官判斷案件無法「真空、中立」、沒有任何價值立場，去脈絡、無立場，不過是一種空中樓閣的說法，不如在個案判決中，好好地反省社會事實脈絡，以及明明白白交待價值立場。

衝撞行為的社會脈絡

張衝撞總統府，有幾個重要的社會脈絡，被司法有意無意地忽略。其一，總統府是最高行政權的象徵，甚至於是國家的象徵，「衝撞總統府」，本身就帶有很高的政治意涵。張選擇總統府，或許是出於道路筆直、容易加速、能遂行目的之考量，但這個行為本身，是一種高度政治性言論的表達，言論自由、總統安全、社會安定與國家形象，都是重要價值的衡量。

其二，張德正的社會階層與心理成因。張是砂石車司機、勞動階級，典型的負面社會形象為教育程度不高、不易理性對話，當然，勞動階級也有正面形象，例如：反應率直、熱情感性、不虛偽。衝撞總統府的主因是夫妻失和、傷害案件認為司法不公，並且對政治失望。在以司法院長為代表的司法界，普遍認傷害案件法官的判決，並沒有明顯瑕疵的情況下，張就很容易被形塑成不理性、智識程度不高的庶民。衝撞的行為也因此而不理性，沒有循體制內反應陳情的缺失，被放大解讀，並且輕放體制內陳情是否失靈、不健全、或曠日廢時的討論。

因此，張過度率直地期待司法、熱情地相信以總統為首的政治人物，正面形象的特質也就被忽略不提。同時，司法不斷形塑、傳達、放送大公無私、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要求人民信賴「司法是包青天」的行為，與政治人物好為人民父母官、信口解決萬般疑難雜症的態度，可能導致人民的盲目信仰與過度信任，也並不會被追究吹牛或亂開支票的可能責任，人民反而容易被自認理性象徵的法官、檢察官訕笑嘲弄或嗤之以鼻。總而言之，誰衝撞，誰不理性，誰負責，而且，是全部之責。

隱而未宣的法官價值

就法官的集體背景而言，其一，地院法官通常較為年輕，高院法官較為年長，不同的世代，對於總統府遭衝撞，象徵權威被挑戰的容忍度，多少也會有所不同。這樣迥異的基本感受與立場，就會導致一個難以避免的、先入為主的、認為這件事情「嚴重與否」的泛泛直覺。

淺白地說，看著蔣中正、蔣經國無可挑戰形象長大的法官，與從李登輝以降，直到陳水扁、馬英九，覺得總統被嗆是家常便飯的法官，對於「挑戰總統府」的感受，強弱自有不同。再者，不可諱言，兩個世代的法官，對法律要件的謹守程度，其實也有不同。隨著法律系逐漸百家爭鳴，只要願意，新一代法官，越來越能接受以人權保障與法治原則為核心的法律詮釋，對於資深者囿於舊時代的見解，或過度彎曲法律要件的解釋，也越來越不能認同。同時，司法的獨立性慢慢被遵守確立，只是因為上級機關的意見，下級就應受到拘束的想法，也逐漸被揚棄。終於導致地院硬要放人，高院硬要押人的僵持。

價值與脈絡形塑法律要件

這些社會脈絡與法官隱而未宣的立場，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羈押的判斷。當然，在「依法審判」的要求之下，並不會大剌剌喇地成為裁判裡文字的一部分，頂多驚鴻一撇，或者形轉成套用法律要件時，難以化為語言的輕重判斷。例如，認為張德正不是理性的人，所以有「逃亡」或「再犯」之虞。又例如，認為衝撞總統府危害總統安全、國家社會安定，挑戰總統、挑釁國家，實在非常嚴重，當然是一種「重罪」，儘管沒有造成人員死亡的結果，但是，主觀上的「惡性重大」，構成「殺人故意」，理所當然。敢挑戰國家、社會、總統，這些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實在是「膽子太大了」，「殺人」應該也是「敢」的。

台灣司法何時才能「見山又是山」？

當代法理學，一開始之所以要嚴格區分「法律」與「道德」，是因為早期太多法律的爭辯，易流於個人的道德之爭，久而久之，有權有勢者、多數人的道德會大獲全勝。將兩者區分，有相當的說服力，這是「見山不是山」的階段。

但是後續的修正與反省，認為法官的感受與判斷難免，也是司法之所以要由「人」來做出裁判的原因，正因為，這些幽微之處，法律要件的文字無法窮盡，也很難不透過「人」、來理解「社會脈絡」、來作出最合情合理合法、同時卻又能有前瞻性的判斷。

在這個羈押案件之中，若要說高院法官為什麼應被譴責，而地院法官值得嘉許，主要在於地院法官願意嚴守法治的信念。特別是高院隨意放寬「殺人未遂」作為「預防性羈押」的罪名，明明是法律沒有的規定，高院「為了押人」，超越法律，侵害人身自由，在所不惜。這些都是人權意識淡薄，極度重視總統府作為國家象徵的權衡與表現結果，高院的裁定比較體貼國家、而非人民。這是一種價值選擇，會因著社會整體對人權意識的高或低，而受到或低或高的批判與質疑。

高院法官受一己之價值影響，在實質上，不惜超越法律要件，作出違法創設，在程序上，以上級審之姿，退居二線，欲假借下級審之手，遂行一己之意志與判斷卻不願負責。台北地院的法官值得稱讚，因為，他們不但堅持了法治的底線，同時也抵抗了來自科層體制的壓力。當然，也有可能只是當他們親眼看到張德正，骨折氣胸，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時的照顧，判斷一旦關進看守所，可能會鬧出人命。

無論是基於惻隱之心的良心苛責，或擔心輿論攻擊要擔負責任，這些台灣法官心裡的幽微之處，現在還不能允許被看見。我們期待「見山又是山」的司法，並且能具體彰顯在審判過程與判決裁定書之中，因為，這些才是司法最溫暖而富有人性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