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鍘、包青天，大快人心──最高法院的的刑法考卷

看到最高法院的李宏基案判決，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驚嚇，第二個反應是憤怒，原來長沙街裡的包大人們，是這樣看待被告席上那個人的生命跟他所背負的責任。但在強烈的情緒都過去了以後，我心裡卻幽幽的生出難以言喻的複雜情緒，或許可以說是哭笑不得吧！

用死刑來自我歧視

令人哭笑不得的，當然是判處死刑的理由。儘管筆者支持廢死，但就法論法，「法律有死刑，所以可以判死刑」的說法沒有錯，問題在於，六法全書裡早就沒有唯一死刑了，「殺人者死」早就不是法律的一部分，「殺人為什麼不判死刑」其實問錯了問題，正確的問法是「殺人為什麼要判死刑（而不是判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量刑涉及多面向的衡量，「殺幾個人才會判死刑」的問法並不完整，因為犯罪結果並不是唯一的量刑因子，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

在有兩公約施行法之前，刑法就已經這樣規定了，儘管我們的民意並不了解。民意當然不是犧牲人權的理由，因為人權受到法律的保障，而法律不該向民意低頭。臺灣作為西方法的繼受者，還有拒絕民意的額外理由：在法律現代化的路上，舊有的法律文化與法律思維，無論套上社會期待還是國民法律情感的外衣，都是必須克服（如果不是必須直接掃除）的障礙。

就拿包青天來說，一個沒有審檢分立，檢察官兼法官、自己起訴自己判決、球員兼裁判、拿自己的夢當成證據、被告不認罪就當庭公開刑求的法院，最好還是乖乖的留在文藝復興之前吧！不幸的是，這個用包青天來自我證立的最高法院，是2017年的法院，它甚至直言東方華人社會就是喜歡死刑，於今猶然云云，最高法院似乎不曉得，這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而且是自己歧視自己。

不信任反而阻礙進步

社會期待的訴求，被政客拿來刷存在感也就算了，更糟糕的是，在過去這六年，每次遇到這種情形，司法行政當局就在法官背後磨刀霍霍，準備打自家小孩給人看，最超過的，當然就是在司法行政首長任內極力迎合民粹、鼓吹社會期待、打擊司法，卻又臨在卸任之前，有臉抨擊總統帶頭不信任司法的跤數 (kha-siàu)。

司法行政當局不出面闢謠，任憑外界質疑法官的操守（法院是國民黨開的、不知道收了多少），扣上恐龍法官、奶嘴法官等等標籤，用種種言語誣衊、羞辱法官的結果，司法非但沒有因此而更進步，相反地，已經相當保守的司法界，卻因此變得更保守、更反動。

這個機轉是這樣的：在鋪天蓋地的集體汙名化底下，來自法院內部的任何反省、檢討，看起來都像在承認法官的操守有問題、承認法官都是恐龍，並加深既存的汙名，所以，對某些法官（或許他們都是一心想把自己的案子辦好的法官）來說，除了否認錯誤、同時大肆批判願意跟外界對話的法官、把他們都當成抓耙仔以外，最好就是不要被罵；不想被罵，就不要做出外行人討厭的裁判，外行人保守，法官要比他們更保守，外行人反動，法官要比他們更反動。有那種人民，就有這種司法。

聖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殺一個人不會判死」的謠言傳啊傳的，最高法院終於禁不住譏諷，用一條人命來唱注 (tshiàng-tù)：誰說殺一個人不會判死刑？甚至還講出「若所犯情節嚴重，自難因此解免死刑應報」云云，不僅混淆應報與報應，更忘掉罪責原則的拘束，好像根本沒念過刑法一樣。

事實證明，最屈服於民粹的，其實是最高法院：當外界誤解強制猥褻跟性騷擾罪的分際，錯拿「強吻幾秒才叫猥褻」來嘲諷司法，最高法院趕緊做出一號違背學理的決議；當白玫瑰運動走上街頭，最高法院又趕緊做了另一號違背法律的決議；當外界謠傳「殺一個人不會判死」，最高法院就殺個人給你看。然後我們的政治人物說，年輕法官抵擋不了民粹──等等，誰的民粹？還不就是你們的民粹？

司法改革：從頭再來的價值重整？

一紙死刑判決，架構出東、西兩方的對立，而最高法院選擇站在它所想像的東方，徹底否定現行法的基本原則。這套東、西對立的想像是否合乎史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歪打正著地點出了長久以來為人忽視的問題：繼受自德、日的現代法律體系，跟傳統法律文化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價值衝突，由於這樣的價值衝突，司法犯眾怒有時只是依法裁判的當然結果，而人民不信任司法，有時也只是正常能量釋放而已。（順道一提，現代西方法律體系的價值根源，是啟蒙運動，不是文藝復興啦學長！）

如果沒有正視這樣的價值衝突，並將司法改革當成價值重整的過程，卻一頭栽進「司法不受人民信任」的教條，不假思索地紮起「有錢判生沒錢判死」的稻草人，我恐怕必須遺憾地通知您，司法改革已經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