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宣示最高法院開庭常態化後之觀察－以李宏基案為例

司法院長許宗力上任後，將「最高法院開庭常態化」作為他的司改新政第一哩路，民間司改會從12月起，為了檢視此一政策實行成效，組織最高法院開庭觀察小組。12月最高法院刑事庭以新聞稿發布開庭3次，分別有準備程序、調查證據與言詞辯論庭各一，其中的言詞辯論庭，就是在近日宣判死刑定讞的李宏基案，這也是新政府上任後首宗死刑案件。

李宏基案案情略以：被告因家暴被判刑入監，法院判決應與其妻離婚，被告出獄後出於不明動機而殺害前妻，且與女兒謀為同死而殺炭自殺，女兒傷重不治，於二審法院就殺前妻部分，判處無期徒刑，就殺大女兒部分判處死刑，由被告律師為其上訴。

而在最高法院言詞辯論過程中，我們觀察到本案仍存在許多疑點未予調查，主觀上認為本案應該會再發回高院審理，但在最高法院開庭結束後不久，即收到駁回上訴，判處死刑確定的消息，可以說真的是跌破眾人眼鏡，礙於筆者非本案告訴代理人及辯護人，為求謹慎，以下僅就第三審言詞辯論程序中發生的狀況做討論。

留白的法庭－被告缺席審判程序

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未到庭不得審判，否則判決即有違法，由此可見審判期日被告在庭不單是權利，也是義務。在公開法庭中，兩造當事人對等進行訴訟，被告出庭行使防禦及辯護活動之權，是正當法律程序之憲法保障，且被告實際到庭，法官便可透過觀察在場被告的陳述與表現，形成心證，有助於證據調查、釐清爭點及真相，確保法院審理程序正當、公平，提升人民對司法信賴。

在最高法院言詞辯論程序時，法官諭知因被告表示不願到庭受審，且不願參與視訊審理，故決定採被告缺席的審理方式，僅由辯護人及檢察官作辯論，但本案為死刑案件，是最嚴重的刑事案件，關乎被告生命權剝奪之重大事項，為求慎重，法院理應踐行上述被告在庭審判要求，而非僅因被告不願到庭就直接予以審理，並在被告未參與審判程序狀況下，直接駁回上訴，被告未到庭參與辯論、陳述意見，已侵害被告享有之正當法律程序權，並有恣意剝奪生命權之違法疑慮。

被駁回的準備程序請求

準備程序之任務，在於整理事實、證據與法律爭點，使雙方攻防能聚焦於爭點，更能使辯護人於正式言詞辯論前，有充分時間準備答辯，若能將準備程序落實於第三審程序中，更能因此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中，保障被告給予充分時間及便利，以準備答辯，及保障就審期間之要求。

我國刑事訴訟法既然規定第三審程序準用第一審，照理應於言詞辯論前行準備程序，但在本案之最高法院審理過程中，辯護人於言詞辯論前即審理庭進行時，均有提出應行準備程序之聲請，但均遭法院以無行準備程序之必要為由駁回，在言詞辯論程序中，法院整理之爭點為，請兩造就殺妻及殺童兩部分，分別辯論無期徒刑量刑及有無教化可能間取捨，有無違法不當，但觀察本案對於被告的犯罪動機、是否預謀犯罪、精神狀態等量刑要件，仍存在許多疑點，律師於言詞辯論程序中也屢屢爭執，為求慎重，法院理應先行準備程序，而非直接進行言詞辯論程序，使得言詞辯論程序中，對於爭點之辯論產生發散現象，無法聚焦，審理程序因此有失嚴謹。

缺乏精神鑑定的死刑判決

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是否有刑法第19條責任能力減輕事由，屬於法院依職權應調查的事項，律師在第三審言詞辯論程序中屢次提出。

從法庭觀察中發現，被告在案發後封閉自我，不與律師討論案情，也出現求死現象，辯護人陳述其非心理學方面專家，無法理解被告行為意義，也不明白被告犯罪動機究係為何，因此希望本案能發回二審行精神鑑定，但法院對此選擇忽視，造成本案未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及心理衡鑑，就判處死刑定讞的結果，不盡令人感嘆本件判處死刑程序實在過於草率，判決存在明顯瑕疵。

加速制定第三審言詞辯論規則

被告在犯罪後，疑有利用司法求死的現象發生，放棄自己審判權利，消極面對審判程序，相對於合議庭於新聞稿中表示的：「行為人若自知死罪難逃，主動求死，則法院判死，足當『死者與我皆無憾焉』」，我們更願意去反思，當行為人放棄生命權時，審判程序與判決所要表彰的精神會是什麼？是要儘速給被害人家屬一個交代，維護社會秩序安定，還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權，藉由審判給予被告一個公平審理的機會。

姑且不論死刑存廢，剝奪人的生命，理應要非常謹慎，這也是台灣人民普遍認同的，為求死刑慎重，以及表彰死刑給社會帶來的意義，法院應窮盡一切辦法完善定罪程序。本文提出的問題，追根究柢，還是出於第三審法院沒有一套言詞辯論規則，僅準用第一審規定，但第三審為法律審，與事實審的性質迥異，以準用方式多有扞格，又因無明確規定，不論是被告是否到庭、是否要行準備程序、是否均要行精神鑑定等，皆可由合議庭自行裁量，造成爭議不休。司法院長既然以最高法院常態開庭做為他的司改政績，除了要求最高法院確實落實開庭常態化的政策，積極回應第三審制定言詞辯論規則的需求，自是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