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高雄發生許多的拆遷案,讓人不禁想問:「高雄怎麼了?」高雄一直不斷的強調進步,並從過去工業發展城市轉變為商業城市,其實,對於很多高雄人來說是很期待的一件事,但在進步的同時,卻也常常忽略底層的民眾,犧牲、流離失所……等等可能是這些人需要面臨的問題。是不是能有兩全其美的方式,讓城市轉型的過程中,減少更多的傷害?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到文史工作者謝一麟,將從文化歷史的角度,談這項問題。

重工業創造無數的就業機會,卻也在某種程度上使高雄人的工作被侷限,間接影響南北差距,甚至覺得自己就像二等公民。面對這樣的問題,謝一麟談到:「其實產業一定會影響到很多層面。過去很有趣的是,港口還很興盛時,開貨櫃車的司機比當時的公務員薪水還好,這樣的心態是不需要讀太多書,間接造就這樣的文化出現,當然現在時代不一樣。另外一個問題是,過去大家很依賴這些工作的就業機會,突然現在城市要轉型或我們想要做新的產業出來,其實大家也不知道我們能做什麼,以前也沒有一個準備或緩衝說我們要做什麼,變成說好像一個很遽然的斷層…不要石化,但我們能要什麼呢?」
而在重工業發展過程中,污染無可避免,當時的高雄讓人長期處在工廠跟住家混和的狀況底下,謝一麟就表示:「我小時候住在高雄後勁,看到火在點的時候,臭味就會出來,是煉油廠跟五輕的味道。很可怕的是,聞久就習慣了。」後來在短期的整治中,卻引發迫遷問題,但以前民眾民主素養不普及,媒體也沒那麼發達,常常任由擺布,還沒那麼多討論就執行。像是早期的舊五金街,過程中慢慢不見,或是把勞動現場博物館化。謝一麟認為:「這是這幾年諷刺與瘋狂的現象,變得說用很多立碑式的方法,把博物館建出來,反而真正可以跟現場結合的文化面都不見了,大家都在意有形的建設,無形的勞工卻被抹滅掉。」
如今,高雄轉型,工廠遷走,反應出社會的進步與居住環境品質的要求,面對這樣城市的轉型並無不好,需要的是一個公平的評估,謝一麟也認為「共存是有方式的, 其實我們好像都喜歡製造一個是非選擇題、二選一,但在二選一的中間有很多可能性,大家都沒去提,因為施政者會覺得很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