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Albie Sachs 與 Kenji Yoshino 對談同性婚姻 (1/3)

黃丞儀：說我是主持人有一點名不符實，因為我想他們兩位都是口才非常好的人，他們可以自己主持這場對談。在開始之前，我們所在的古蹟是蔡瑞月玫瑰古蹟。我們邀請蔡瑞月文教基金會的蕭董事長為我們介紹 這個古蹟的歷史與背景。讓大家更瞭解，為什麼今天要在這裡辦這場對談。

蕭渥廷：首先代表基金會歡迎兩位遠道而來的貴賓、黃老師、各位年輕的朋友。玫瑰古蹟今天非常熱鬧、有活力。雖然外面很冷，謝謝你們一起進來讓我們溫暖很多，靠那麼近。謝謝你們提供熱量。這個基地叫玫瑰古蹟，是舞蹈家蔡瑞月老師教舞、居住、創作的地方。

這幾年來，大概數十年，這個基地被認為是台北非常重要的人權基地。但不是說這個地方代表著過去對人權的重視，反而是你們現在坐的地方，是人權非常受到傷害、受到踐踏的地點。

讓我花幾分鐘跟各位提一下這個故事。蔡瑞月老師 跟她的先生，台大的一位教授雷石榆先生，是學中文的，也是詩人，1947年因政治傾向被捕 被驅逐出境。蔡瑞月老師在那個時代遇到這樣的事情，非常傷心。因猜想先生在香港，但沒有地址，僅在信封上寫「雷石榆先生收」，信被當局攔截，被論以通匪罪，入獄三年。

蔡老師很愛跳舞，在監獄的時候因為不想浪費時間，還是在監獄裡頭跳舞。牢房很小，她做暖身，關在裡頭的同伴也是臨時被抓來，什麼東西也沒帶，就說：妳教我們跳舞吧。非常奇妙的事情發生了，蔡老師跟被關在一起的朋友，就在監獄裡頭跳舞。在這個過程裡頭，當局也常常要蔡老師出去勞軍 ，再回來關，在綠島也常作表演。

蔡老師在1953年來到這個地方。出監獄了，打算過新生活，重拾教舞、重享新的生活。沒多久，國防部派了一個人來，當著蔡老師的面說，從今天開始，我是來監視妳的。蔡老師以為她已經離開了監獄，但因為這個人每天陪著她、看著她，即使教舞、編舞，就是有一雙眼睛跟著她。這讓我想到波斯卡的一句話：人類最大的悲哀，是在自己的房間裡面，找不到一個安息的地方。在自己的房間應該是非常安全，可是蔡老師在這個地方，有一雙眼睛日夜在看著她。

很多人一定想問，她的先生出去了，他們後來見面了嗎？他們見面是在1990年──四十年後。從他們認識、 結婚，到先生被驅逐出境，只有兩年；再見面卻等了一輩子，可以到中國大陸探親已經是四十年後。很多親人勸她，妳再去看看妳的先生吧，雖然對方已經再結婚了。

兩個人就在保定火車站的月台，四十年後見面時，互相看著對方，找不到最燦爛、最熱愛那個人的臉龐，楞在月台上。他們的人生 有一大段，不曉得是誰把它偷走了，就這樣崩塌。

也許各位會問：到底她是不是應該在四十年後再去看他，還是就不要去看他。這是我們在台灣 碰到的難題：你的婚姻、你的愛情跟國家非常的有關係。這是我們的難題。

今年的蔡瑞月舞蹈節，我們很榮幸請到埃立歐‧波瑪爾演出 Morning without Sunrise，是在描述曼德拉先生的舞蹈的史詩。在這裡有兩千多位的觀眾，感念曼德拉為世界帶來永遠不會吹熄的光。

我簡單跟各位講到玫瑰古蹟的故事。再次歡迎兩位貴賓，也歡迎各位年輕的朋友。

黃丞儀：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場白，玫瑰古蹟是一個跟愛跟生命、跟歷史、跟人性有關的地方。從這裡，我們請 Justice Albie Sachs  開始今天的對談。

Albie Sachs：那位女士消失了嗎？可否請她過來？

對我，這是一個非常特殊與感動的時刻，能夠在此地演講，看著電視轉播的民眾，那些在曼德拉住所外的慶祝活動，可以看到我們人民正跳著舞。他們並未憂傷低首，他們跳著舞。南非人民跳舞。我們在喪禮上跳舞；我們在人民罷工時跳舞；我們對政府感到開心時，跳舞；我們對政府感到不悅時，跳舞。跳舞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而能聽到這位非常美好、非常特別的女士的故事。她為自由而舞，她不曾使肢體上與精神上的運動分離，或與她的心靈分離，即是源於為所有人獲得自由的渴求。我想這賦予了此處特質。

而且我想如此特質，也與我們今日即將觸及的議題非常有關。我希望妳能過來，與我握手。

1991年，11月，我正在開普敦開車。天氣非常熱。那已是接近我們的夏季中旬，而我是汗流浹背。我冒著汗是因為我正在用左手開車，我已在炸彈爆炸時失去了我的右手。那是一個當我流亡時，被南非國安特務放置於我車底下的炸彈。而我不是很習慣用左手開車。

我冒著汗是因為我已流亡二十四年了，而我不是很清楚開普敦的道路。我冒著汗是因為非常的熱。但更多的，我冒著汗是因為我將要去參加一個同志遊行，而我感到非常尷尬。

噢！我對自己說，我真希望有一個告示牌，上面寫著支持同志的異性戀。然後我感到羞愧，因為我正要前往那場遊行，而我想要解釋什麼。

而我冒著汗是因為我遲到了，而我知道他們會怎麼說。他們會說，對，奧比說他會來，但他會找到其他藉口，避免來遊行的藉口。

最後我到達了市中心，而我看到遊行民眾正朝著我過來。我看到的第一張海報，上面寫著: 吸就好，別吞下。我的天啊，我明天一定會上報！

我停了車，我下了車。我那時身體不復強壯，那時離炸彈事件只有兩年至三年。我蹣跚而行，參加了遊行群眾。而我發現我正在愛德恩·卡麥隆教授身旁，他是現任的憲法法院大法官。而我感到非常美好，我感到非常驕傲，我為自己感到非常驕傲。我正與一群為自己的驕傲而上街遊行的民眾，併肩而行，而我正參與其中。而不知什麼緣故，我已克服那股尷尬的感覺，以及那種羞愧與猶豫的感覺。我正與一群為爭取自己的自由與權利的人，併肩而行，為他們存在的自由、為他們愛的自由。

不久之後，我們在一個小公園駐足。他們請我說一些話。我說，孩提時期，我曾來過這個公園，而適時會有告示明載「限白種人」，而那些告示同樣可以明示「限異性戀」。

然後，我說，我們今日的遊行極具重要性，因為那不僅代表人民被拒絕的主張，他們在我們社會中作自己的基本權利，這些對我們的社會很重要。因為在南非，如果我們無法面對差異，那我們作為一個國家，是徹底失敗。因為我們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而我們新憲法秩序的整體設計，是為了能夠找到面對差異的途徑，還有將所有人的尊嚴列入考量。

以上發生在1991年。

故事推進到2005年，而我現在是奧比．薩克思大法官，我與其他大法官一同坐在評議桌前。首席大法官說，一個稱作非洲基督徒法律人的組織，將會在約翰尼斯堡附近召開一場會議，他們希望他參加，但在法院休庭時，他將不會在國內。在場是否有任何法官那時會在，且願意參加。我舉手並說：派斯，我想我那時會在這。但我並不覺得我是適合的人選。他說，你正是適合的人選。

派斯是位基督徒，他是非洲人，也是位法律人。我是位猶太後裔，具猶太背景，但我是堅定的世俗人，也是位法律人，我並不覺得我是適合的人選。但他說不，你就是適合的人選。他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出席，是以代表憲法法院的身分，我不會是任何其他的身分出席。

所以，十天之後，我這次是有司機載我去。我沒有冒汗。那是在傍晚，天氣較涼，而我正要去與非洲基督徒法律人會面。而我感到尷尬，我應該說什麼呢？

我可以說，歡迎來到我們的國家，希望你們有場完美的會議，再見。而我覺得這樣不對。我們面臨良心上的問題，我們身為會思考，深思熟慮，而徒勞無功的人類。我是否應該講講憲法法院，或我們這些法官是怎樣的人？於是我決定告訴他們，我們宣誓時刻的故事。

當我們宣誓上任時，在南非，當你宣誓之際，你可以舉起你的右手說：「願上帝幫助我」，或是你可以只說：「此誓」。

我向他們解釋，我向非洲基督徒法律人解釋，一般來說我都會說：「此誓」。而因為我的姓是薩克思，我是最後一位宣誓的，我受限於依序字母的排列。我看到我的同事們，大部份的，宣誓之際說：「願上帝幫助我」；有些人說：「此誓」。我該怎樣做呢？

輪到我的時候，我決定我要用我的手宣誓──我那隻犧牲的手，那隻使我憶起我那同樣喪生於炸彈攻擊的好友，Ruth First，被酷刑折磨至死的Looksmart Solwnde，遭到刺殺的Joe Gqabi，所以在我們的運動中喪生的人們。這是我想要作的宣誓。於是我舉起我的右手並說：「願主幫助我」。

基督徒法律人們站了起來並且歡呼。我原本以為他們會對我感到憤怒，因為我為了世俗目的，而使用了我的右手，為了作出特定的宣示。

第二天，與會者前來參觀憲法法院，在座落於一座監獄遺址內的憲法法院，一座我們提及時都隱約帶著一絲驕傲的監獄，那囚禁過甘地與曼德拉的監獄，全世界唯一一座關過這兩位的監獄。而這監獄的遺址，現在是我們的憲法法院。而那是一座非常美麗的建築物，極具歷史意義。

我帶他們完成院內導覽，而我正要趕去別的地方。因為從前的女子監獄現已是性別平等委員會的總部，他們說我們一定要祈禱。他們祈禱著，為著世俗化的奧比禱告。他們正在給予他們所能夠給予的。而我接受了。

有些祈禱非常的短，有些祈禱則非常的漫長。而這邊指的是後者。而就當我要趕著離去時，他們說，我們一定要為你按手禱告。七十雙手會花很長一段時間，而我已經遲到了。但他們正在給予他們所能夠給予的。他們給予著他們的信念及信仰。而我正在接受他們所能夠給予的，即使我對世界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的想法。

我現在提及這兩則故事，是因為他們皆與同性婚姻案件的核心議題有關。那是在當年年末時作出判決的，在約翰尼斯堡的憲法法院裡。兩個人相遇，互相吸引，約會，出雙入對過，同居超過十年，深深的愛戀著，皆被這一對的朋友們所認可，於是他們決定要結婚。

他們到主管婚姻登記的官員面前。他說，我會非常樂意成就這段婚姻，但妳們都是女性。而結婚誓言是這麼說的：「我，某甲，娶／嫁你，某乙，為我的合法妻子／丈夫。」這預設了一男一女。因此，對不起，我不能讓你們結婚。

她們就針對拒絕登記的行為，提起訴訟，一直到最高法院，理由是她們的平等權受到限制。

同時，一個類似同性、雙性、變性(LGBT)的團體──事實上，在南非是稱作LGBTI，雙性徵者亦被納入，所以有五個，有五個縮寫字母──提出了一個具相當質量的計畫。他們已提起一個案件來挑戰現行法規，並聲稱該法律規定已違反了平等原則。

在我們國內，因為法律明文排除同性伴侶，也阻斷了他們享有與一般異性伴侶一樣的福利。就法律而言、就婚姻法而言，這兩件聲請案皆進到了憲法法院來。我們合併了這兩個案件。而我們也舉辦了一天的言詞辯論。

法庭擠滿了旁聽的人，世界各地的記者都來了。當時是2005年。民眾擠得如同今日在此的各位一樣，只是不是坐在地上，但同樣是熱切地聆聽著辯論。那是相當緊張的，但又未過於緊繃。

有些宗教組織的派遣人員表示，「我們並不反對給予同性伴侶的法律保障。就繼承法，稅法及租賃方面，那個層面的事務，他們可以享有法律上的保障。但不能稱這樣的關係為婚姻。婚姻必須經過宗教機構設立，是屬於我們的。而某種程度上，對於我們所創設的婚姻概念將被貶低──如果同性伴侶可以使用同樣的標籤，在法律上同樣的標籤，就他們的同性關係而言。所以從一開始，很明確地就與「婚」字 (婚姻) 有關，即是本案最大爭點之所在，而不在形式上的法律保障，而是在是否同性、可以與伴侶「結婚」，那個「婚」字，結婚。

而就本案所帶來如此強烈的，是那些抽象事物的重要性，不是單就法律的實質層面而已，而是對關係體制上的意義。有時，那會是相當重要的，甚至要較單純實質面向的事物要來得更為重要，那些可以透過不同方式加以管制的面向。

政府的訴訟代理人，則是有些抽象，強調就實質利益的平等保障而言，民事伴侶制度即為已足，但不主張現行法應被宣告違憲。

天主教教會的訴訟代理人引述聖經，非常平和且小聲地講述，引述聖經表達同性婚姻牴觸其信仰以及成千上萬人的信仰，那些極度虔誠的人們。倘若法院將確立同性伴侶間的婚姻，那將侵害到他們的宗教自由。

我們並沒有當庭作出判決。而我們大法官，從未於開庭前討論案件。所以直到我圍著評議桌坐了下來，我們才會知道同事們是怎麼想的。而從最初起，非常清楚地，我們所有人都認為現行法是極具歧視性的，含有某種不公且不義的成份。但那只是一開始，重點在法律上的理由是什麼呢？宣告現行法違反平等的基礎是什麼呢？那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由法院作出裁決，是否妥適？抑或是此類議題該由國會來處理？我們的法院有著共同討論的實踐。我們的案件量不大，而每一件案件都會是具指標性的。我們立下前例，我們無法引述前例，我們創造前例。

我想，為了這個案子，我們至少開了五次的討論會，就本案的各種要素進行辯論。有些同事的立場極為清楚，他們認為國會一定要參與其中。有一部份的人認為我們根本不應該再耽擱了，應當給予那些同性伴侶登記結婚的機會。那民事伴侶制度，是否提供足夠的保障呢？我們是否應當在該議題上有所裁決呢？

最後，在一個全體無異議所作成之決定，我們判決現行法的確存在不公平的歧視。理由是，排拒同性伴侶表達彼此相愛、親密關係，彼此互持互助，以及承擔婚姻責任的機會──那些異性伴侶所擁有的──相當深沈地侵犯了尊嚴。因為現行法等於宣告，某種程度上你的愛與親密關係低於異性伴侶所擁有的。現行法隱含著宣告同性伴侶令人不安、奇怪、不正常，與其他人不同。這樣的訊息極具貶低及傷害性，相對人在社會上應得的地位、狀態與自尊。

我曾聽到涉及自由與平等方面的討論。對我來說，本案既涉及自由，也涉及平等。而自由層面甚為明顯；但本案也涉及平等，而平等層面可以說同等顯著。因為它觸及最深層的親密性及私人關係，因此，本案所涉及的是跨領域的事項、不同憲法議題的重疊，彼此相互強化，而非處於二擇一的關係。而在現實生活中，這也反映了現實。

於是我們無異議地判決：該婚姻法案係屬違憲，不是因為它給予異性伴侶結婚的權利，而是因為它對同性伴侶關係視而不見，該法保障不足。它雖非公然、明示地排除任何人，但它使社會對一部份人的需求視而不見，而拒絕去承認及正視其重要性。

就特定人們的愛與親密關係，還有能夠公開表示的期望，就如異性伴侶一樣，他們期盼成為被承認的結合，這是基於保障不足的不平等。

要如何達成平等呢？請問你要向上提高平等的門檻，葡萄園的平等？抑或是向下設定平等的門檻，墓園的平等權？

給予平等權的一種方式是說，如果同性伴侶不能結婚，沒人可以結婚。例如人人都只可以進入民事伴侶關係，此種哲學有人支持。

另一種論述是，如果你想結婚的話，去找你所屬的宗教機構。但這是一個受許多革新派人士所支持的論點。但實際操作的話，會糟透的。那將會引起同等的嫌惡。同性伴侶會說，就像當我們即將登頂之際，那座高山頓時消失無蹤一般。而異性伴侶會說，那些人不斷侵犯著、並掠取了數世紀以來我們就享有的東西。

因此在判決文中，指出了你不能向下設定平等的門檻，而是一定要向上設定平等的門檻。

第二點則是隔離但平等的議題。而在南非歷史裡，這點帶來了糟糕透頂的結果。因為那永遠代表了白種人掌握了最高權柄與優勢，但同時意味著某些組成好像會污染別人。對白種人來說，與黑人排在一起購買郵票，那是先天上貶損人格及具傷害性的。這些都是極為強烈的事證，在判決書的主要議題上，而在此我們意見上有所分歧。

我的同事，凱特．歐瑞岡大法官，恰巧曾就讀於天主教教會學校，反是她主張最為激進的方案。她說，我們在判決中只需更動誓詞，使用「配偶」一詞，我嫁／娶你成為我的丈夫，妻子，寫上配偶，是中性的。這樣，從判決次日起，同性伴侶就可以結婚了。

其他的十位大法官都不贊成這個作法，轉而支持給國會一年的時間去通過相關立法。而這也是我們就本案所創設的新救濟途徑。如果國會在此一年內無作為的話，「或配偶」一詞將自動被載入婚姻誓詞。這不是任意性的，而是有拘束力的，但他們應該找得到實際的操作方法。這某種程度上，是在孤注一擲、那是在賭，因為國會可能會阻撓。

但我的想法是──我的同事們也是如此思考的：對於保障基本權利，國會同樣有義務，與身在法院裡的我們一樣。而同性婚姻在我們社會裡將會受到較大的強化，如果獲得立法機關支持的話，而不僅僅是透過法院的一個判決──那不會是真正的婚姻，一個憲法法院所確立的婚姻──因為社會對此仍有論爭，有時是極為激烈的論爭。有時候，恐同言論也會出現，甚至是來自於國會的議員，但那最好是公開地進行，讓國人有所參與、接觸這個議題，並擁抱這個議題。

最後，在一年屆滿之前的一天，國會通過了立法。它的形式非常奇特，它稱做「民事伴侶法」，但內容卻允許同性伴侶可以說「我願意」，那個「婚」字也包括在內。如此一來，全方位的平等才真正被落實。

最後，我只想說兩周後，我正開車行至一個叫科斯坦博仕奇的地方，位於桌山的斜坡上，有著美麗的花園。那是一個你可以帶祖父母去的地方，可以喝茶，吃斯康餅和奶油蛋糕，非常中產階級，非常適合一家同樂。

我正找尋著指標，我正找尋著，然後我看到了愛咪與珍的婚禮的指標。珍是我的一位南非朋友，將要與她的伴侶結婚。經歷了數年，與一位名叫愛咪的美國人。然後我看到了那小小的標語，我感到棒極了，非常尋常、非常平凡。

我們到達了，然後我們在那看到珍的家庭成員，而他們正在發表那種一般無聊的感言、那種為婚禮上說的感言。但那些無聊的感言最激動人心，因為他們是那麼無聊且平凡。

珍說到，她找了餐廳的主人，為了能夠先訂位，也為了能約定好一切，前一天，她說，我應該要讓她知道。然後她找到了經理，她說，我應該要讓妳知道，我們兩人都是女性。那位女經理說，噢！我太高興了，妳們會是第一對，那是個非常美好的一刻。我可以告訴你們，南非人繼續正常生活，即使充斥著自身的許多問題，但同性婚姻在南非不再是一個新的問題。

就這點，以一國家來說，南非更加文明了些。伴侶們的結婚的消息會登載於報上。有時，甚至是針對他們身上所穿的衣服、婚宴的餐點也被報上社會專欄作家給予評價等等。

我們極為自豪，在南非的我們，要領先其他國家許多──那些自稱超級先進的國家，那些愛用自身道德標準，對這世界指指點點的──我們遠遠超過他們。

在我們之後的討論裡，我想來談談宗教的問題，在判決形成過程有極為重要的角色。這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中，真實發生的故事。芙莉案的故事。謝謝

黃丞儀：我想，時間就直接交給 Yoshino 教授。

Kenji Yoshino：謝謝。能與像Albie Sachs這樣全球人權保障的指標性人物同台，是我極大的榮幸。同時，能與今晚能與各位共同討論，是我極大的榮幸。

其實，我並不常有機會在亞洲講同志人權，或同性婚姻的議題。因此，今晚的場合我特別高興。我想，我以自己的故事開場，順著 Albie 的演講。多年來，我的學術研究實際上試著將人的因素帶入同志人權的議題中，可以說，融合了個人的回憶與宣言。因此，我將從這個角度開場。

我自覺自己的同性傾向相對較晚。那時我已經大學畢業，在牛津大學讀研究所。那時我面臨極大掙扎與創傷以及悲傷。我猜想各位當中有許多人也曾親身經歷這樣的時期，或者有朋友經過這樣的時期。我說自己親身經歷的用意是要告訴你們，路會越走越寬，天空也會逐漸放晴。要抱持希望，特別是在困難黑暗的時期。那是類似重大覺醒的時期，對於同志權利。

但那時我在牛津，並沒有這樣的體會。我當時相當絕望。我當時認為要過豐富的人生，唯一的路是作一個異性戀者。

當時我陷入憂鬱。我從學院的房間唯一跨出的一步，是去瑪德蓮學院的教堂，向我自己都不確定信的神說話，禱告，祈求自己能夠改變為異性戀者。

回首看那跪著禱告的年輕人，我現在清晰的自我輪廓顯得模糊。因為那年輕人與現在的我非常不同。那年輕人當時希望徹底摧毀後來的我。

之後我離開牛津，開始我在美國法學院的研究所學習，我已經接受了我的性傾向。當時我由所謂的感化轉變期，也就是將自己轉變為異性傾向，進入所謂的過渡期，也就是雖然你對自己承認你是同性戀者，但對其他人是隱瞞的。

當時，不知幸或不幸，耶魯法學院有史以來第一次開了一門課程，名為「性傾向與法律」。我在法學院第一年，校方無法由校內教授裡找到人來教這門課，因此找了一位兼任的老師，由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來的在執業的公益律師。到今天他還是我的好朋友，名字是 William Rubenstein。

我當時面臨一個兩難。耶魯是個很小的學校，當時，會修名為「性傾向與法律」課程的人，要不是男同志、女同志、就是有道德高尚的異性戀女士。異性戀男士要是修這門課，難免尷尬得要命。因此我知道，一旦我的名字出現在這門課的選修名單上，將等於我向全校宣告出櫃，承認自己是同性戀。幸運地，最後沒有這樣發展。

現在我自己教這門課，修課的人很多，不同性別，不同性傾向的人都來修。1993年時並非如此。我把我的困難向Rubenstein教授說，我現在還記得當時的悸動。那是我現在作為一位老師，不斷提醒自己記住的。當學生戰戰競競的走進教授的辦公室，我用這段經歷提醒自己，要作一個更好的老師。

在座有人是我過去的學生，你們可以作證，看我是否成功──在同理心方面，以及在盡心體會他人處境方面。

回到我作學生的故事。我進老師辦公室，說我很想修您的課，我是同性戀者，但還沒有出櫃。我害怕如果修了您的課，等同於向全校公開此事。

我以為教授會勸我，要有勇氣，堅持自己所信，修下去吧。但他說的正好相反。他說：「你應該照自己的時間表，而不是學校的時間表。你已經修過契約法，知道契約是怎麼回事。我現在要與你訂一個契約，如果你照課表自己準備，我願意單獨帶你，次數不限，討論課堂內容，因為這是我開這門課的最後一年，之後我就要回去執業，而且以後會不會有老師來上，不敢保證。」

因此我與他立約，這是我所接受過，最重大的教學禮物。那一學期，我研讀同性戀權利的議題，也找到自己對法律的熱情，因為我讀到同性戀者被拒絕雇用，不能取得自己孩子的監護權，甚至入獄，僅僅是因為他們的所愛，與自己同性。我感覺自己找到了學習法律的呼召。

那學期結束時，我不但決定將從事法律研究，一位專研憲法的研究者，著重於公民權利，特別是同性戀人權。作為同性戀人權保障的倡議者，要同時不出櫃，是非常困難的。因此，那學期結束之前，我已決定要出櫃。我向我的家人，及我周圍的人出櫃。

在法學院畢業18個月後，我被耶魯雇用為有可能取得終身教職的教授。我並不是自誇，因為我不是班上最聰明的，也不是最用功的，但我有熱情，並因此被法學院的老師們所賞識。

我之所以講這段故事，因為我們經常假設我們必須要隨波逐流，才能與他人共處，必須遵循社會慣例才能出人頭地。我由自己的經驗，可以說，當我勇於作自己的時候、勇於不同的時候，我被接納，因為我能夠作出獨特的貢獻，向我渴望歸屬的社群作出貢獻，也就是法律人的社群。

我進入耶魯為有可能取得終身教職的教授之後，我以為我已經處理完自己性傾向的問題。我鬆了口氣，以為不必再隱藏真實的自己。但獲聘不久之後，有一位友善、好意的同事搭著我的肩，對我說：「Kenji，你在耶魯會發展得較好。如果你是一位同性戀的教授，而不是一位專作同性戀議題的教授。」

他的意思，我很清楚，就是說，我在耶魯會發展得較好，如果我是一位憲法教授，教授違憲審查、聯邦主義、權力分立等課程，而在課外的領域，正巧身為同性戀；相較於身為教授同性戀權利、協助同性戀權利訴訟、寫同性戀權利論文，教同性戀權利課程的教授。

在取得終身教職的路上，我戰戰競競。大約一年半的時間，也許是錯誤地，我試著遵循同事的建議。但大約一年半之後，我明瞭我寧願作自己而得不到終身職，而不願得到終身職，但不作自己。因此，我回到我真實熱情的所在，撰寫有關同性戀權利的論文、教授同性戀權利的課程、協助處理同性戀權利訴訟，自此再也不曾回頭。

四年之後，耶魯法學院無異議通過我的終身教職。每位同事，包括那位當初給我建議的同事，都認識了我長久以來的本色，他們當初所聘的人，那位有熱情改變世界的人。

如果這只是我個人的故事，就不是個特別的故事，我今晚也不會講給各位聽。但我想這不只是關乎我個人，這故事反映了同性戀運動的歷史，至少是在美國的歷史。在台灣的歷史，則要由熟悉的人來告訴我，這與你們所經歷的是否能產生共鳴。

在美國我們有句話，「個體複製種系」，是一個生物學上的假設，由Haeckel所提出的理論，說到個別胚胎的發展，重複其所屬的物種。胚胎就像一堆細胞，慢慢形成魚，再變成猴子，最後成為人，重複人類的演變。就我所知，此一個體複製種系的生物學的假設，在生物學上已經被推翻了。即使如此，我想就同性戀者社會學來說，仍然是正確的。

我認為同志權利的爭取，歷經三個階段，是許多人的共同經歷：由感化轉變期到過渡期，最後到我稱為掩藏期。在美國，直至20世紀中期，男同志集體被施以感化治療，有的以心理分析的形式，甚至電療，極端的有切除前腦頁白質，或去勢。

直到後石牆的崛起，就是1969年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暴動之後，就是發生在我現在住的地方，感化的要求才逐漸轉為過渡的要求。換言之，你可以作同志──只要一輩子躲在櫃子裡。這樣的想法在美國軍中的「不問不說」政策上，最為明顯。那政策是由1981年的守則演變而來，明文規定同志傾向與軍事任務在本質上不相容。由此演變為：你可以作同志，只要你一輩子躲在櫃子裡。

幸運的是，兩年以前此一政策被廢棄了，我們也因此進入最後一階段：同志融合的階段，就是說你可以作同志，也可以在許多前進的人士前大方承認，只要你不光明正大的招搖自己的性傾向。

今天我們所談的主題，不管在台灣還是美國，同性婚姻，你都常聽到反對的人說：你可以作同志，也可以出櫃，但不要招搖自己的性傾向，也不要站在另一位同性的人面前，說你倆要結婚，也不要在大街上手牽手，公開晒同性間的恩愛──即使這樣的晒恩愛本身並沒有爭議性。

如果是在異性戀人之間，我的書的封底，我講到我在一位女士的婚禮上，我大學時代女朋友的婚禮，我看著她嫁給一位男士，而新郞不是我，我覺得孤單。我在寫書時想到，很多反對同志權利的人會說，這個故事的結局好悽涼，同志在脫離青少年時期，成年以後是多麼悲慘。

這樣的說法很奇特，因為當時我的感受是完全的誠實。沒錯，當時我孤身一人，但我是誠誠實實的一個人。我孤單，但是我對得起自己，看著她嫁給能給她真實婚姻的男人，而不是嫁給假裝成另一個樣子的我，進入一個我無法完全參與的婚姻。

有趣的是，那時我已經知道，這故事有續集。有一天，因為我當時誠實的孤身一人，有一天我也會誠實的站在另一個男人身邊，與他進入婚姻。

2009年8月8日在康乃迪克州，我過去作助理時的法官，為我和我先生證婚，在他的農場，在康乃迪克州。

那時──現在已不再如此了──同性婚姻在州的層次是合法的；但在聯邦的層次，因為有所謂的捍衛婚姻法，我是第一對同性的伴侶，我們是我的法官證婚的第一對同姓伴侶，典禮前他對我們說，「我為人證婚時，通常會說，『我為你們證婚，是依據授予我的權力，康乃迪克州及美國所授予我的權力。』但技術上，由於捍衛婚姻法，我不能說：『依據美國所授予我的權力。』因為就聯邦來說，你們不是結婚。但我已經為許多我以前的助理證婚，Kenji 你現在是我教席的繼承人。」那時我在耶魯教書，是 Guido Calabresi 講座教授，法官說，「我心理覺得不應該不對你們說那句話，所以我會說，依據康乃迪克州所授予我的權力，及美國所授予我的權力，你知我知，技術上，我是說，我是聯邦法官，因此可以說，依據美國所授予我的權力，因為我對你的愛，我不能不對你說這句話。」

我的時間已經快到了。我想保留到問答的時間，討論同性婚姻的政策議題，有關宗教、道德、及其他方面的論點。我相信，人們出於真誠，對這些議題有不同的意見。這些對話保留到後面的時間。我想說以下的話作為結語：

Dag Hammarskjöld曾經說，將自己的一生獻給另一個人，比為大眾辛勤服務，還要更困難。對我來說，這是真的。我很幸運，我尋找真愛的努力，與同性人權在歷史上的發展同步，與同志人權更廣闊的全球發展同步，為的是爭取同志的尊嚴。

如果我早活50年，我不能作什麼。如果我晚活50年，只能作些剩下的零星工作。我深覺自己非常幸運，在生命中的每一個時刻，當我要機會時，機會的門就為我打開，以致我和我先生現在不但可以慶祝我們的婚姻，還有兩個極好的小孩，能夠享受家庭生活。是那位跪著在牛津禱告的年輕人所無法想像的。

我覺得無比幸運，也是因為我個人的經歷與法律訓練，使我能夠以微小的方式，為我們今天的討論貢獻一己之力。謝謝。

．責任翻譯：宋承恩
．前階段協助： 陳盈廷 李柏翰 彭承偉
．英文逐字稿： David Chen

．本對談內容不代表公共電視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