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尊嚴的「持槍弱勢」？談台灣警察未竟的民主轉型

日前在公視有話好說節目上，面對來賓質疑323行政院事件當晚，面對警察與民眾的武力差距太多，警察為何需要動武。警大葉毓蘭教授則回應：「（武力）差距太多？全世界沒有像台灣的警察如此弱勢！」

乍聽之下，鎮暴警察與靜坐民眾，警察怎會是弱勢？但每當警察執法出現爭議，警界就會傳出「警察是持槍的弱勢」、「沒尊嚴」等等不滿的聲音，導致如當天節目上「被打的喊救人，打人的也喊救人」一般，雙方毫無交集。葉教授所表達的這種弱勢意識，其實反映了台灣警察未竟的民主轉型困境。

由歷史經驗而生的相對剝奪感

如果現在的台灣警察自認是「弱勢」，那什麼才是「夠強」？從殖民時期到戒嚴時期，不僅法令給予警察莫大的權限，也少有人敢質疑警察行為有無法律依據，由政府所支持的強勢鎮壓，如機場事件、五二零農運等則更不可能遭到追究。

這種「法就在警棍上」、「警察就是法」的意識，以及對過往鎮壓歷史的正面敘事，在解嚴後透過依舊對抗爭事件言必稱「暴力事件」、「有心人士」的警學與警政體系，以及學長相傳的方式留存下來。而當民主化後，來自立法、司法判決或社會輿論的制衡力量出現時，即便只是被要求出示證件或交代法律依據，警察仍然會感到被挑戰與檢驗的自己，較之過往，是「弱勢」、「沒尊嚴」。

根據同樣具有威權歷史的西班牙警政研究顯示，在缺乏轉型正義的清理下，威權時期的警察經驗還會透過「因為以前更嚴重，現在已經比較好了，沒問題」的論述，產生正當化當代執法爭議的作用。在「國家機器的啟動」紀錄片中，前保五總隊隊長黃宗仁，針對323的執法即不滿地表示「以前動作比較粗魯，現在我們很講究……還是被罵暴力警察。」

法治缺漏下的無所適從

威權時期的「警察就是法」，也讓警察內部的行政法規非常簡陋，且缺乏衡平執法與人權的考量。例如警察用槍時機問題，在警械使用條例之下，警政署仍應針對嫌疑人所涉是否暴力犯罪、是否可能持械、周遭有無民眾等等因素，制定情境式的用槍教範，並落實到訓練中。這不僅是為了訴訟時能有所本，也是讓員警在緊急狀況下，能據此迅速下適當判斷，保障人民與員警人身安全的正道。然而，至今相關行政規則均付之闕如，出事則由民眾或員警單獨承擔後果。面對抗爭也仍在使用解嚴之初制定的「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甚至列為機密，拒絕外界檢驗。

然而威權已去，當民眾訴諸法院，仍難逃司法的檢驗。即便從法界來看，實務判決仍然傾向警察，但每逢判決，光是「警察執法當然合法」的確信動搖，但法治缺漏下又無所適從，以及訴訟帶來的壓力，就足以一再生產弱勢意識。因而興起責怪「刁民」、「法官不懂」、「不然都不要做」的防衛心理，在被化約為「限縮警權」＝「警察尊嚴淪喪」之下，訴訟也難以發揮推動警察內部建設性變革的力量。

例如323的究責訴訟至今兩年多，至今當天究竟是哪些員警，透過什麼機制造成人民受傷，仍舊未明，遑論訴追具體個別員警，事實上公益律師團也無意針對個別基層。但葉毓蘭教授仍在節目中主張根據修復式正義，要求受傷民眾撤告，原諒還不知在哪、到底做了什麼的警察。這若非曲解了修復式正義，將原本是要求加害人，須負起修復被害人社會關係與心理創傷的責任，反過來要求被害人放棄追訴；就是訴諸警察的弱勢心理，反過來將民眾的追究真相，定位為對「弱勢警察」的「加害」了。

內部民主的缺乏

警察的弱勢心理，尚有物質性的層面在。強調集體與服從，而非執法時的判斷能力，是威權警政體系的特徵。加上警官與警員的階級分明，導致有爭議時警界傾向「基層化」、「個案化」詮釋，葉教授在節目中主張責任不及指揮官，懲處個別過勞失控基層即可，事實上也是教科書，對處理鎮暴時警察暴力的官方解答。基層就算清楚「警大的沒下令或默許，警專的怎麼敢打」，也是敢怒不敢言。

談到過勞，台灣基層警員的員額不足、班表紊亂、勤務繁雜以及無限超勤，平時即造成嚴重的過勞問題。但警官要得到升遷，就必須滿足首長、民眾或上級的績效需索，例如抗爭相關的專案勤務，向來都是記大功的良機。甚至基層的過勞，還會被拿來作為博取同情，平息執法爭議的盾牌。這與和升遷無緣的基層警員的勞動權益，有著根本性的矛盾。

但要改變內部威權或過勞問題，均必須寄望於基層員警的團結以及民主組織，這並不容易。因而將不滿轉向發洩於無關的警察執法權限問題上，好似若警察可隨意開槍，自己就變強了，就有了尊嚴，就能一併解決長官威權或過勞問題一樣，邏輯雖不通，情感上卻能得到共鳴。

一起完成台灣警察的民主轉型

總而言之，希望警察們能夠理解，民主社會裡，定義法律的權力以及警察的尊嚴，既不在手中的警棍或警槍上，也不在教科書或學長口中那「警察就是法」的歷史記憶裡。作為武裝部隊，依循民主法治，嚴以律己，公開透明且有自省與負責能力，才會真正贏得尊敬。而遭到壓迫時敢於團結抵抗壓迫者，而非抽刀向更弱勢的弱勢者宣洩，才會真正有翻轉壓迫結構的可能。

最後，警察體系是社會的一部份，警察的問題也是社會的問題。若許多人仍緬懷威權時期的「社會秩序」，就不可能期待警察體系單獨去反省過往鎮壓民眾的歷史。若民眾一面同情警察過勞，一面仍要求警察有求必應，那繁重勤務不會減輕。若政治人物一面譴責特定警察暴力，一面又出動警察出面處理「來亂的」異議者，那衝突只會一再發生。若整個社會缺乏對民主法治的信念，冀望「正義警」能當場來個「就地正法」，那法律放得再寬，基層員警仍會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執法爭議的風暴之中。台灣警察的民主轉型，是台灣民主轉型未竟的重要一環，需要所有人的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