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在第84次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上,漢城獲選為1988年的奧運主辦都市。這對歷經國家分裂、韓戰後化為廢墟,展開現代化建設而好不容易重新站起來的南韓而言,是多麼光榮的事。至今詢問老一輩南韓民眾,他們都認為,那正是國家步入世界舞台與發揮影響力的開始,是值得驕傲的記憶。
此時的南韓,正逢全斗煥軍政獨裁統治時期。為因應將至的奧運,漢城市內啟動連串都更開發,紀錄片《上溪洞奧林匹克》,講的就是位在漢城北部的上溪地區173番地的居民們,面臨強制迫遷的命運。
紀錄片的開頭,播放著80年代中期的宣傳歌曲:「以滿溢的笑容、進入夢鄉的心情,將幸福的社會締造為健康的國家。」
歌詞與曲調宛如理想的天國般,但畫面中呈現的,除市民美好生活的片段外,還夾雜著挖土機強開民房、還有守護家園的居民抗爭的影像,顯得格外諷刺。

拍攝該片的導演金東元,與迫遷居民一同生活了3年,記錄下他們參與反迫遷抗爭與對抗權威的每個面容表情。
漢城,也就是今天的首爾,被中間的漢江一分為二。眾人所知的江南,於朴正熙前總統(現任總統朴槿惠的父親)執政期間,透過政府率領財閥與建商展開大規模住宅開發,該地宛如台北的信義計畫區。
江北地區,從東大門、鐘路到光化門、市廳與南大門一帶,是比江南還早數十年就開發的地方。皇宮坐落該處,政府機關與媒體進駐,還有成衣聚落、珠寶交易市集與傳統市場、那裡車水馬龍,熱鬧喧嘩。
但離開市中心,越往東北方走,人煙變得稀少。早年,這裡存在傳統紅燈區與貧民窟;相較都心的繁榮與江南的富麗堂皇,這的街景顯得落魄老舊許多,事實上,至今依然如此。
1986年,為改善市容以迎接奧運,當局將發展較落後的上溪洞,納為都更範圍。那時首都圈地鐵4號線已開通,也在上溪設置車站,這裡正好成為建商、不動產業者與暴發戶物色炒作與賺取暴利的目標地。
當局強行拆除上溪洞地帶的平造社區住宅,建商虎視眈眈,準備在該地興建大型公寓。時值經濟起飛,房價飆漲,遭拆遷戶所收到的補償金,根本難以讓他們在漢城市內尋得能安居之地。
前往區廳與公家單位申訴,卻只得到敷衍塞責的「依法行政」、「理解但無能為力」的回應,90多個迫遷戶遂展開抗爭守護家園,最後被當局派出的戰警與公務員給暴力驅趕,1年的拆遷與對峙過程中,有7人死亡,包括4名小孩。


生活陷入困頓的迫遷戶們,好不容易集資在京畿道富川市高速公路旁,買下一片空地,準備一起生活。富川位在首爾西南方,與上溪剛好成一對角線,宛如從台北葫州到新北土城。
但惡夢並未結束,準備興建臨時住房的迫遷戶,再度遭富川市府阻撓,理由是「周遭道路是奧運聖火傳送地帶」,而不得興建住宅。當局時常率領大批公務員前往騷擾,甚至對憤怒的迫遷戶拳腳相向,這背後疑有中央政府內務部的指示。走投無路的居民,只好紮營或挖土住在半地下的惡劣環境,紀錄片就此打住。
事實上,去年我正好搬到上溪洞旁定居至今,每晚外出慢跑時,總會經過這片寧靜地帶。眼前映入都更後的上溪,相較28年前拍攝的紀錄片,一些平房仍然存在,但上溪車站周遭已陳列數排由財閥興建的公寓。
這裡已不像以往空曠荒涼,只是,「都更」與「開發」留下的痕跡,是舊矮房與大樓並陳的斑駁景色,看起來只有圖利少數商人與權力者,而非完備有規模的都更建設。再回頭看影片,實在難以想像,悲愴故事就曾發生在自己旁邊。

1987年,南韓步入民主化,隔年漢城奧運也風光圓滿舉行。只是,依附於權力與政商勾結的暴力型都更,並未因此消失。
李明博總統執政時,首爾龍山的部分區域因被劃為都更範圍,長年在該地租店做生意居民們,同樣因無法得到合理的賠償與支援,而群起抗爭。那段期間,這些反拆遷戶,受到警方、財閥、建商與地方流氓的騷擾與毀謗攻擊。
最後在2009年,反拆遷戶的抗議加劇,佔領4層樓的商家建築物,並與前來阻擋的警方發生衝突,示威者為抵抗特勤部隊向大樓佈下鎮壓網絡,製作火焰彈反擊,引發大火,最後造成7人死亡的慘劇。「龍山慘案」成為當年南韓的重大新聞之一,卻未引起海外媒體關注。
80年代中後半,南韓拾起自尊,為了奧運,為了風光地向外界展現自己的國力提升,獨裁政權粗魯殘忍地打著「相忍為國」的口號,剷平了百姓的家園。
25年後,在韓流席捲全球,南韓積極對外擴張影響力的當今,當局在官商勾結與打著經濟成長的名號下,放任悲劇重演。這國家的華麗外表背後,隱藏著市井小民,面對權力的魯莽與鯨吞蠶食的新自由主義,不惜透過衝撞來追求基本卻又遙遠的公平正義,所留下的殘酷血淚。

上溪洞奧林匹克 Sanggye-dong Olympic
1988年首爾奧運前夕,政府以迎接國際賽事之名,雷厲風行地展開都市更新。老舊貧窮的上溪洞社區不容於現代城市藍圖,成了依法拆遷的首要標的。導演金東元與受迫遷戶同住三年,以第一人稱視角記錄迫遷下的血淚暴力,被譽為南韓獨立紀錄片的開山經典。
1988年漢城奧運前夕,市府雷厲風行地展開都市更新,上溪洞舊社區也成了依法行政的拆遷標的。與受迫遷戶同住三年的金東元,以第一人稱視角讓居民們發聲,從被攝者轉為控訴者。拍攝於此不僅只是記錄,更轉化成運動的動力。在奧運大夢的邊緣,直視國家機器的無情,也見證絕處逢生下生活的力氣。
導演金東元:「當我將攝影機轉向警察,我發現他們不再趾高氣昂,我才明白為何人們總說攝影機象徵權力。居民在被強行驅離時絕望,但只要攝影機開了機,他們總能重燃鬥志,拍攝及被拍攝似乎讓他們有了自豪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