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教育會被智慧型手機所取代嗎?

滑手機的知識年代，智慧型手機是否取代了許多教育功能，成了知識來源？多元智慧論的提倡者，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 Howard Gardner 有次針對教育議題演講時，一名大學生拿著他的智慧型手機向 Gardner 提出挑戰：「未來我們還需要學校嗎？畢竟所有問題的答案都已經或即將包含在這支智慧型手機裡」(*註一)。

讀者們對於這位學生的挑戰可能心中各有不一樣的答案，但作為教育工作者，無論你同意與否，可能都無法迴避你的學生群中有人正是抱持類似的觀點。然而，更加重要，同時也更難以轉過身去不看、不管的是：到底我們身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歷史文化條件之下，讓這樣一個可能容易被視為是一個「不成熟」、「不值一哂」的「虛假」命題被提出來？

再來說一個小故事，在我上學期的「社會心理學」課堂上，一名學生的「異常」反應特別引發我的注意。這名學生在各式社會議題帶領的課堂討論時，總會主動舉手發言，提出的看法也頗富見地，我對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但，當我使出渾身解數勤奮地講解各項重要的社會心理學研究或理論時，他卻不賞光地趴在課桌上睡了起來。

某次我們在電梯裡相逢的時候，我忍不住問他：「早上上課很累嗎？是不是都很晚睡？」學生露出有點羞赧的笑容，低聲說精神容易不集中，容易課堂上聽著聽著就分心，想睡了起來。我恍然大悟，一些原先在腦袋裡散落的東西都連結了起來。現在大學課堂上比比可見學生三不五十滑一下手機的現象，與這位學生忍不住的瞌睡現象難道不是一個銅板的兩副臉孔？

還有一則在記憶中深植不去，呼喚我予以關照與回應的學生回饋是這樣的：「如果有認真聽的話，社會心理學真的滿有趣的ㄟ。」前兩年的修課學生中，不只一位在課後這樣「鼓勵」我。是什麼因素讓學生們不願或不能認真聽講呢？

文化工具改變思考方式

一些名家針對社會文化與人類心智之互為因果，互相銘刻之關係所進行的分析，可以為當今教育工作者所面對的局面提供理解之依據。舉例來說，英才早逝的前蘇聯心理學家 Lev Vygotsky (1896～1934)，就對文化工具如何在兒童心智的發展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的說明。Eeward E. Berg 對Vygotsky其理論觀點及方法中所蘊含的特色也有一段精彩的描繪：

「正如同勞動的工具在歷史上的變革一樣，思考的工具也在歷史的過程中發生改變。同時，正如同勞動的新工具帶來了新的社會結構，思考的新工具也導致了新的心理結構。…有人也傾向於將心智結構視為一種人類普遍共有並且永恆不變的東西。然而對維高斯基來說，不管是社會結構還是心理結構，都有其非常明確的歷史根源，並且是在工具發展過程中之特定層級下之特定產物。(*註二)」

如果說 Vygotsky 所論及的是廣義的人類思考工具，而曾正確提出「地球村」預言的媒體學者Corinne McLuhan，以及法國神學家Jacques Ellul，則不約而同地皆在五十年前即對於科技如何形塑、結構人們的心智、行為，及人與自己、人與世界之關係，提出了剖析與斷言。

也許我們可以不必理會 McLuhan 對於冷熱媒體(熱媒體:以古騰堡的活字印刷為代表，冷媒體: 以收音機、電視等媒體為代表)形塑人類心智行為之分析是否精到；但對於其主張所有媒體都是人類感官之延伸，而且媒體還結構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意識與經驗型態」之宏大宣言(*註三)，則很難捂起耳朵假裝聽不見。

至於，Ellul 也不遑多讓，他聲稱「對科技之適應毫無疑問將製造一種新型態的人類」(*註四)。Ellul 在其名著《科技社會》(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中，對半世紀前之科技對社會生活之滲透與宰制，做出了堪稱鞭辟入裡之診斷。他所謂的「理性化」(rationality)，是他所身處之科技社會之最重要特徵，當一切都可以被測量、被計算的時候，我們就會根據「理性的角度」(rational point)來尋求最佳的解決辦法，其實也就是最有效率的方法(*註五)。於是，個人創造性、幻想、審美、道德、自發性、非理性，不是成為次要的，就是變成了亟需被克服的東西，而標準(standards)、規範(norms)、效率(efficiency)都成了不容質疑的奉行準則(*註六)，很有可能更常發生的狀況是，行動者根本不具備質疑之意識。

距離 Ellul 對其時代精神所提出的診斷與批判，又是五十年飛逝而去，而今我們所處的網際網路(internet)時代，人類的思考、情感、與行為，個體與自身、與他人、與世界的關係，學習、工作，與休閒的型態，又被結構出什麼嶄新的模樣呢？這些都是大哉問，也非本文有能力可以解決的問題。這篇短文比較只是借用重要思想家的相關思想結晶，及我本人在大學教育現場所遭遇到的現象及對之初步的摸索及回應，試圖對「現今大學課堂中之學習要如何發生」這個議題提供一點提醒與刺激。當然，不同學科，或者同一學科不同課程之間的差異之大，不可以道里計，各自所面對的挑戰亦可能十分不同。

翻轉教學的挑戰

我在「社會心理學」課程上進行了翻轉教學，並在學期末針對這門課特殊的教學設計進行了學習評量。本學期社心課程所使用的教學方式共可粗分為四大類：

1.傳統教學方式(以教科書中之重點內容講授為主，間或討論)；

2.結合社心知識及其實務應用之社心科普書重點內容講授，間或討論；

3.數位教材(錄製教師對圍繞著一個重要社會議題之社心理論、研究之講解，並以故事化、趣味化的方式加以包裝。學生須於上課前事先觀看，並完成作業或小考，且於課堂上由教師帶領相關議題之討論)。

4.期末小組專題探究/實作(小組針對「改變」此一主題進行社會心理學的探究或方案實作，並且由教師督導專題之進行，督導方式主要是藉由課堂內、外的時間，由教師帶領大(全班)、小團體(小組)之討論)。

這樣一學期實施下來，相較於同一課程過去主要仰賴A傳統教學與D期末小組專題研究之教學方式，雖然師生雙方都明顯地要「累」上許多，但確實也彼此都要「有幹勁」得多！不像往年的課程越到了學期中後段，學生的學習動力就越顯疲態，這種乏力感有時候甚至從學生身上再蔓延到教師身上。這也可以說是本學期社會心理學之翻轉教學的最大收穫！

而另外一個對我而言重要的學習則是，再次驗證了我在另外一門課(社會實踐課)(*註七)上已經領會到的要點：在師生關係中投入得越多，學生越有動力來回應教師所提出之「要求」，當然這些「要求」並不是從天而降，或從教師腦子裡憑空跑出來的要求，而是因為花了更多的時間督導小組專題之進行，因而更有條件針對所涉及的各種學習狀況或困難給予較具「因材施教」、「量身訂做」色彩之指導與協作。確實，由於班級的規模龐大(86人)，此次課程雖然使用了一些特別的規劃設計來結構小組專題之討論及督導(對過去的專題研究而言，教師和助教則扮演被動的接受諮詢之角色)，仍未能真的做到細緻的督導，這是比較遺憾的地方。

但儘管如此，仍協助了許多小組重新框架了何謂「學習」？不是只有對現象場的「成功」探究或「成功」執行了一項符合其預期效果的實作方案才叫作「有成果的」，或者「有效的」學習，在過程中的挫折、失敗只要認真反映都是重要的學習，而探究者/行動者本人被探究過程或者實作過程所涉及的種種因素而「改變」，毋寧更是珍貴的學習。

因此，毫不令人意外地，在期末的學習評量問卷中，當學生們被要求依「對學習的幫助程度」，對四種教學設計進行排序時，「小組專題探究/實作」這個項目獲得最多學生(42%)排在首位。而數位教材也獲得了不少同學的青睞，有29%的學生認為這項教學設計對他們的學習最有助益。敬陪末座的則是傳統的講授方式，不管講授的內容是教科書抑或是結合理論研究與實務應用的社心科普書籍(比例分別為16%與14%)。許多同學青睞數位教材的原因在於：課前預習對於上課時所進行之討論與學習會較能夠銜接、印象也較為深刻，並且具有時間長度剛好(本課程之數位教材多在15~25分鐘之間)不會分心或無聊，可以重複並且彈性重點學習等。我想同學們所列舉的數位教材之優點，可說某種程度已經回答了傳統講授方式之所以較不受到歡迎之原因。

回到本文一開始的提問：「學校教育會被智慧型手機所取代嗎？」我自己的答案很肯定：「不會」。儘管整體大環境及高教環境都越來越嚴峻，但學校教育可做的事情還很多。不過，面臨一代一代不同樣貌的學生，毋寧可以說挑戰也是艱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