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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放送調查與研究：台灣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的挑戰
2016.06.29
文／山田賢一
編按：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是日本放送電視台（NHK）所設立的研究機構，針對民眾收視習慣、對節目內容與時勢意見等議題，進行長期深入研究。「放送研究與調查」是NHK放送文化研究所每月固定出版之期刊。針對日本國內以及國際間重要媒體事件與發展發表研究調查報告。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媒體研究部副部長山田賢一先生，以台灣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為主題，針對台灣時事談話節目之公正客觀與獨立性，多次以資料蒐集、電話訪問以及親自來台採訪、進行深入調答研究，並發表於「放送研究與調查」2016年4月號期刊。
本文經NHK放送文化研究所授權後，由公視翻譯成中文，並將原文附上，以作為相關研究之參考。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媒體研究部副部長山田賢一先生，以台灣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為主題，針對台灣時事談話節目之公正客觀與獨立性，多次以資料蒐集、電話訪問以及親自來台採訪、進行深入調答研究，並發表於「放送研究與調查」2016年4月號期刊。
本文經NHK放送文化研究所授權後，由公視翻譯成中文，並將原文附上，以作為相關研究之參考。
台灣這幾年來，時事談話節目相當盛行。不過，有人指出：在人口2,300萬卻有超過300個頻道彼此競爭的台灣，商業台的時事談話節目常常站在特定的政治立場引導結論，藉此來吸引一定數量黨派性強的忠實觀眾。此外，呈現中國議題往往無法提高收視率，而商業台又想把自家的電視劇賣到中國，所以事實上幾乎看不到批判中國的節目。在這樣的情況下，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秉持「不設禁忌」的政治獨立性、批判性，並以兼具客觀性、公平性的時事談話節目為目標，在預算和人員嚴重受限的情況下，8年來持續製播節目至今。8年期間，毫不猶疑地對國民黨政府和中國進行批判，一方面介紹各黨派、各勢力的意見聲音以維持平衡，並設有專門介紹觀眾意見的單元，凡此皆獲得媒體專業人士的高度評價。不過，在關於核電及慰安婦等與日本相關的主題上，未有能夠說明日本立場的專家上節目，透過電話的訪談也不夠充分，這些部分則需要改善。期待未來製播以國際新聞為主題的節目時，能在專業人士的選擇上更加用心，更能進一步提高節目的客觀性、公平性。
前言
台灣這10年來，時事談話性節目百花齊放。從20年多前就開播的TVBS的老節目「2100全民開講」[1] 開始，同一電視台的「麗文正經話」、民視的「頭家來開講」、中天的「新聞龍捲風」、年代的「新聞追追追」、壹電視的「正晶限時批」等，不勝枚舉。不過，商業台的節目不是偏國民黨，就是偏民進黨，大多站在鮮明的政治立場，與其說是不同意見相互激盪的「討論」，不如說是帶有鮮明色彩由固定的來賓單方面下結論的「評論」。
另外，有人指出，被認為親近與中國保持距離的民進黨的三立電視台，在2012年5月突然停播由鄭弘儀主持以批判中國言論著稱的時事談話節目「大話新聞」，這幾年來，視討論中國問題為忌諱的趨勢愈來愈強。在此當口，公共電視台的「有話好說」以「沒有禁忌」、「保持客觀」為兩大基石，是一個屬於有別於其他商業台的節目。透過開播以來擔任8年主持人的陳信聰的訪談，介紹該節目一路走來的堅持與具體的內容，本文希望以台灣的個案，考察時事談話節目應有的樣貌，全文構成如下。(P64)
I 台灣的電視台新聞報導節目的概況
II 公共電視台時事談話性節目「有話好說」的概要
III 陳信聰主持人的訪談整理
這個訪談是在2015年3月進行的，之後還有兩次的電話訪問，作為補充。
I 台灣的電視台新聞報導節目的概況
台灣在戰後，蔣介石政權的軍隊進駐，長期由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下，1980年代之前，是由政府體系的無線電視台的台視、中視和華視三台寡占。然而，隨著民主化持續進展，有線電視台的頻道驟增，截至目前，呈現僅僅2300萬人口卻擁有300多個頻道的「過度競爭」狀態。在此狀態下，商業台為了確保利潤，一方面盡可能地縮減節目成本一方面追求收視率的傾向很強，導致新聞報導節目的弊害也很明顯。
舉例來說，有線電視的中天頻道從2016年6月起，每週一至週五的晚間9~11點播出的「新聞龍捲風」談話性節目，截至目前曾爆發多次爭議。2014年春天發生學生因反對與中國的服貿協議而佔領立法院(國會)的「太陽花學運」時，「新聞龍捲風」4月4日播出的節目中，對於參加學運的年輕女性，節目的演出者竟做出「襯衫胸口開得這麼大」、「穿著超短的熱褲」等等的性玩笑發言。節目播出後，對於中天「公然物化女性、侮辱女性」的抗議排山倒海而來，10多天來接到大約6,000件投訴的獨立機關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同月，依違反公序善良風俗向中天科處50萬元(約180萬日圓)罰鍰。
另外，已經是10多年前的案例了，2004年的台灣總統大選時，各家電視台都有自己的開票快報系統，後來發現，多數電視台「速報」的票數，竟然比候選人最後的得票數還要多。對此，民視新聞負責人在新聞報導檢討會議上透露了操作手法；做法是多數電視台會自己推測最終得票數，再以不高於最終得票數的方式推測其中途票數，然後用「速報」的方式提早播出，接著讓票數稍作停頓，再等待選舉管理委員會開出的最後票數 [2]。在此情況下，即使苦於預算少的情況跟商業台一樣甚至可能比商業台更苦也說不定，公共電視的新聞報導節目卻能與收視率掛帥有所區別，重視事實正確性與「品格」的質的方面，得到專家學者的好評。晚間7~8點的新聞節目「公視晚間新聞」與8~9點的時事談話節目「有話好說」就是其中的代表。
有話好說錄影現場。
II 公共電視台時事談話性節目「有話好說」概要
「有話好說」節目始於2008年3月，一開始是週一至週五晚間7~8點播出，後來雖一度減少成每週三次，但現在已經固定在週一至週四晚間8~9點播出。 (P65) 除了請過4個月育嬰假，陳信聰擔任主持人已經走過8個年頭，「有話好說」屬於現場播出型的節目，每次邀請3~4位專家、相關人士到攝影棚，針對公共政策相關的各種主題作討論，節目後半段還會接聽3~4位民眾的call-in並加以直播。
「有話好說」以平衡、客觀的內容，並且不設禁忌地對執政當局抱持批判精神以進行討論為基本理念，至於批判的對象為何，我們從具體的節目內容來了解。
1. 國民黨政權
邀請黃國昌上節目談九月政爭。
2. 中國政府
專訪陳光誠。
這種現象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於2010年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前後變得明顯。在台灣，企業家同時擁有媒體是常有的情況，有人指出，這些企業家的在中國的生意做得愈大，愈會擔心觸怒中國政府對其生意將有負面影響，常常會干涉編輯部，要求盡量小心處理中國的議題。在此情況下，「有話好說」在2012年成功專訪到遭到居家軟禁，逃入美國大使館的中國人權運動人士陳光誠 [4]，前後14分鐘的訪談，讓陳光誠說出「因為遭受當局的嚴厲的暴力對待，希望前去美國稍作休息」「在中國，民眾的公民意識已漸漸高漲，將來人權的改善是可以期待的」等語(2012年5月8日)。聽說台灣所有的媒體當中，只有公共電視台對陳氏進行訪談。
如此不設禁忌的態度立場，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一點都不奇怪。民進黨政府末期任命的公視社長 (中文稱為總經理) 馮賢賢親民進黨，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在取得政權後，或公開或私下地要求董事長撤換總經理 [5]。但是因為董事長未予照辦，國民黨就動用佔多數席次的立法院，凍結公視預算的一部份，將親近國民黨的好多位人士送進董事會解除董事長的職務，用各種方式向公視施壓 [6]。
據主持人陳信聰指出，解除凍結預算的條件之一就是停播「有話好說」。包含當時的情況在內，接下來介紹陳氏的訪談。(P66)
陳信聰。
III 陳信聰主持人的訪談整理
陳信聰，42歲。於台灣的國立清華大學攻讀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畢業後，進公視擔任記者，負責跑教育、文化、國防路線。2008年3月起，擔任「有話好說」的主持人。他在 Facebook 上設有個人部落格，介紹當天晚上節目的內容及所邀請的來賓，也會請求粉絲們推薦特定專業領域的來賓人選。
★政治的獨立性、批判性
有話好說錄影現場。
陳：由國民黨執政後，大約在2009年~2010年期間，年度預算的一半曾經遭到凍結7，就我所知，如果要解除預算的凍結，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停播「有話好說」；因為當時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反對，節目才保留下來。不過播出時間從一週5天降為4天，甚至降為3天，對我來說，這就是政治施壓。雖然有說法指出，是節目的收視率低，但公視的收視率本來一般都是偏低的[8]。「有話好說」收視率最差的時候是0.1%強，最好的時候則有0.3%左右，在公視的節目中，算是高的了。舉例而言，同屬時事談話節目的TVBS「2100全民開講」是0.4%左右，「麗文正經話」是0.2%左右，其實「有話好說」和一般商業台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再說，公視本來在周六、日晚間同一時段播出「NGO觀點」和「南部開講」[9]，收視率較高的「有話好說」卻從一週5天減為3天，由兩個節目加入週四、週五的播出。立法委員曾經公開批判「有話好說」節目，但我們未曾接獲針對實際播出內容的投訴，我想他應該沒看過節目吧。總經理被解除職務之後，節目壓力就減少了，董事長、總經理和新聞部經理也未曾說過「這個節目不行」、「這個來賓不行」等語。
Q：有些人認為陳先生，或者『有話好說』節目是親民進黨的，對此您有何看法？
陳：節目開播不久就改由國民黨執政了，所以針對公共政策進行批判的時候，矛頭幾乎指向馬英九政府是事實。不過，以地方政府來說，由民進黨擔任縣市首長的，例如屏東縣、雲林縣、台南市等，我們節目也都曾經批判過。(P67) 就算民進黨再度執政，這個基本立場也不會改變，執政做的好沒有褒獎的必要，但如果做的差，就要接受批判。
Q：那麼，接下來想詢問跟中國有關的主題。「有話好說」似乎比其他的商業台更常提出來討論中國的問題。
陳：到目前為止，每週約有1次從民主、人權的角度討論中國的問題。也常透過電話訪談民主運動人士的胡佳等人。陳光誠律師逃進美國大使館時商業台沒有報導，我想這有兩個考量，第一個是政治考量，第二個是陳律師的話題無法提高收視率，而且商業台又想把自家的電視劇賣到中國的商業考量。為了採訪陳律師，我是透過朋友的朋友幫忙，才順利拿到本人的手機號碼。後來經過40~50次持續地撥打才終於接通，陳律師才受訪。這應該是全世界第二家採訪陳律師的媒體。當時他在北京的醫院裡，電話訪談的內容就直接播出了。
Q：台灣其他媒體的反應如何呢？
陳：只有蘋果日報來電詢問「為什麼能夠找到他呢？」我回答說「就一直持續地打電話」然後就把電話號碼給了他們。對當時的陳律師來說，媒體的協助是必需的。但是，除了蘋果日報之外，其他的媒體即使看了並用了公視的畫面，也沒有誰來詢問我。即使有派駐北京的記者，自己也不去採訪，這樣對嗎！?
中國的相關問題，三立電視台等的處理方式是很典型的 [10]，不做中國的負面新聞，會罵馬英九總統，但不批判中國。
有話好說主持人陳信聰專訪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
★客觀性、公平性
「政治的獨立性、批判性」之外，「有話好說」與其他節目更大的差別在於「客觀性、公平性」。大部分的台灣的商業台不是偏藍就是偏綠 [11]，對執政黨的政策，不是採取「全部贊成」就是採取「全部反對」的立場，雖具批判性，但多數缺乏客觀性。關於此點，「有話好說」在邀請政黨相關人士時，除了考量藍綠平衡外，在批判政府時，也付出一定的努力讓政府相關人士的聲音能夠傳達出來。(P68)關於這點，屢次上節目的國民黨的王鴻薇台北市議會議員接受筆者2015年3月18日訪談時這麼說。
王：台灣的時事談話節目百花齊放，但能夠深入討論公共政策的卻很少。例如核電、與中國的服貿協議也好，多數是先有YES或NO的結論，這是很可惜的地方，卻反映台灣現在的言論狀況。也就是說“言論的自由度很高”，但是品質卻很低。商業台針對特定的收視觀眾做節目，因此言論容易趨向兩極化。相對地，「有話好說」可說是重視平衡，不流於激情。要談論公共政策，來賓的水平、相關資料的充足都很重要；否則無法理解問題的複雜性。關於這點，我覺得「有話好說」比其他商業台好很多。在主持人的部分，台灣的政論節目裡，主持人很想表達自己的意見是一種常態，陳信聰先生不會作過多的誘導和攻擊，主題選擇也非常多樣，在主持人之中算是不錯的。雖然我覺得他稍微有點偏綠。
「有話好說」雖然在客觀性、公平性方面有一定的評價，但是我在看這個節目的過程中，有注意到幾個地方。第一個是選舉新聞。台灣在2014年11月29日舉行了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其中進行了六都市長選舉。選前「有話好說」，針對台中市市長選舉，於10月1日播出國民黨的當時擔任市長的胡志強候選人與民進黨的林佳龍候選人雙方的訪談。不過，台北市長選舉的部分，11月4日播出了無黨籍的柯文哲候選人的30分鐘左右的訪談，競爭對手的國民黨的連勝文候選人的訪談卻直到投票日當天都沒有播出。關於這點，向陳氏提出質問。
專訪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
陳：「有話好說」在節目製作方針上，進入選舉投票日的前兩周後，我們不單獨專訪任何候選人。柯文哲先生的專訪是在這個期限前播出的，實際上，比柯文哲先生更早我們就對連勝文先生提出訪問邀請。因為連先生的回覆延了又延，我們先訪問柯先生之後播出，而連先生則是到最後一刻都沒有接受我們的訪問。選舉的時候，通常是佔有優勢的一方會拒絕接受訪問，例如台南市的賴清德市長和高雄的陳菊市長。因為台北市長選舉時，柯先生處於優勢，因此當連先生拒絕訪問時，我們還真的有些意外。桃園市長選舉的情況是，我們先去採訪了民進黨的鄭文燦候選人，國民黨的吳志揚候選人一開始說沒問題，最後卻拒絕受訪。我們只好向鄭先生致歉然後將錄好的訪談作廢，改採邀請雙方的競選總幹事上節目的方式。
另一個引起我注意的是和日本有關的節目。2013年8月，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汙水儲存槽外洩事件，翌月「有話好說」探討這個主題(2013年9月4日播出)，(P69)以電話訪談的方式向旅居東京的專欄作家劉黎兒女士做了幾分鐘的採訪。劉對於核電廠相關的知識非常豐富，但她是鮮明的反核派，而且電話訪談中，使用了7次「絕望」的字眼，稍微讓人感覺她的發言情緒化。相較之下，卻沒有介紹日本的擁核立場人士的聲音。
而且，討論日韓雙方對慰安婦問題達成共識的節目中(2015年12月29日播出)，3位來賓中雖有台灣的慰安婦支援NGO的成員，卻沒有能夠說明日本立場的來賓；被當成是日本政治專家的政治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的蔡增家研究員也始終以「日本一直在迴避責任」的發言來批判日本。因為這是日本與韓國剛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共識不久後的節目，可以理解台灣人「為什麼對大聲嚷嚷的韓國就讓步、對質樸沉默的台灣就加以忽視呢?」的感受，但是在「客觀性、公平性」上卻會產生很大的疑問；在筆者過去2~3年持續收看的「有話好說」節目中，這是感受最不好的一集。
有話好說討論慰安婦議題。
陳：關於慰安婦的問題，打算要讓蔡研究員談談日本的狀況。不過，「有話好說」每次的主題都是在早上11點的會議中決定的，之後才會開始選定當天的來賓，要邀請到適合的來賓有其時間上的限制也是事實。語言也是另一個問題。預算、時間的限制下，無法在訪談後翻譯並打上字幕，基本上所邀請的來賓或電話訪問的對象還是以能說中文的為主。因為公視也沒有駐外記者，討論國際問題時，幾乎只能仰賴台灣的專家，就像巴黎發生恐攻事件時，為了找尋IS的專家，我們也著實吃了不少苦頭。
Q：核電廠的部分又是如何呢？
陳：我們也想多多電話訪談日本的專家，但是能夠用中文回答的專家實在難尋。會拜託劉女士，一個原因是她是有名的專欄作家，也想說藉此可以提高觀眾的興致。
★觀眾的參與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節目的後半段會接聽3~4名觀眾的電話並加以直播的「觀眾參與」。這種規劃稱為「call-in」，是台灣的商業台在時事談話節目中一直以來普遍使用的橋段。
Q：在節目中幾乎都會開放Call-in，其目的是什麼呢？
陳：雖然每次邀請的來賓都是專家學者，不過我認為他們也會有某種盲點。在節目播出經過40分鐘左右時，開放來自觀眾的Call-in，如果對專家有批評的，我們就讓他們說。目的是想在節目中營造一個不是完全可由我們控制的空間。(P70)
有話好說 Call-in 常客「台北林小姐」上有話好說與PNN合作節目「有話網講」。
陳：出現不入流的字眼或是挑撥性的發言在比例上還算少，出現時主持人會立刻消音。其他的問題則有，特定的幾位觀眾老是打電話進來。例如接到台北的林小姐來電時，我們就會勸她「請下次再來電吧」。其實我們並非每次都開放觀眾 Call-in 。例如像「缺水」的主題的話，我們會開放；但若是中國在台灣海峽中線設定新航道那樣的主題時，我們就不會開放 Call-in ，而是讓專家針對議題進行充分討論。
觀眾參與的「Call-in」的威力在先前提到的福島第一核電廠的相關節目中獲得發揮。該節目以專家訪談的方式，電話訪問了行政院 (內閣) 原子能委員會 (負責核能發電廠、核能設施安全的監督業務機關) 前主任委員 (委員長)。當時，這位前主委答覆說「大家都以為日本的核能管理比台灣好，實際上是相當落後的。官僚主義的弊病相當嚴重」。不過，下半場 Call-in 時湧入好幾通觀眾的批判「說台灣的公家機關比較先進實在是貽笑大方，到底哪邊才是官僚主義」。對於有幾個核電廠正在運轉的台灣來說，一般民眾對於核能行政管理所呈現出的不信任真是一覽無遺。
總結
關於台灣公共電視的時事談話節目「有話好說」的實際狀況，我們透過陳主持人的訪談等作了回顧。我們看到僅有6~7位工作人員，要製作每週4天、1天60分鐘的節目著實不易。儘管物力、預算、人力都不足，「有話好說」仍為達到政治的獨立性、批判性，以及客觀性、公平性而努力。不過，陳主持人本身也認為，在以國際新聞為主題時，能否找到適合的來賓、電話訪談的對象可說是今後要面對的一大課題。的確，媒體處理與自己國家直接相關的國際問題時，即使是先進國家也未必能夠顧及報導對方國家的主張。不過，對於以客觀性、公平性為節目製作基本理念的「有話好說」來說，例如在日本相關的報導上，至少可以聯繫實質上的駐台的日本代表處「交流協會」，或是聯繫有許多精通台灣問題的日本人專家參與的日本台灣學會，確保能夠闡述日本立場的來賓或電訪對象應是不可或缺的。如此一來，即使在國際新聞的領域上也就更能夠期待實現「客觀性、公平性」了。(P71) (山田賢一)
有話好說錄影現場。
．本文作者為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媒體研究部副部長。
．本文原 (日) 文刊登於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放送研究與調查」2016年4月號。
．本文內容不代表公共電視立場。